多年以前，收音机是主要的家用音响设备，处于家庭娱乐中心的地位。久已熟悉播什么就听什么的人，发现电台开始有了“听众点播”节目，格式大概是播音员（那时还没有主持人的说法）念了听众来信，然后说“现在我们就满足这位听众的要求，请听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虽然没有读过当代广播史，所以不知道“听众点播”在广播发展过程中是否被记下一笔，但我知道“听众点播”的出现在当时带来了“强烈反响”。我那时还是一个乡下少年，曾经听到过乡民对这类节目的议论。当然，他们的议论不是理论性的，“从单向广播到交互传播”这样的话，他们说不出。他们照例是在夏夜乘凉时谈着闲天，有乡民说，“听众点播是好节目，点什么播什么”。大家就都说，是的，真是好节目。
   有一个人表示异议：你们真以为那是“听众点播”吗？大家就笑他，“不是听众点播是什么呢，播音员念过点播信的”。但异议者在坚持：这你们就不懂了，点播信，那也是有的，但电台本来就要播那首歌的，正好有人来信了，顺水推舟，就叫听众点播，要是真的点什么就播什么，那电台不是乱了套，不信你去点一个《站花墙》，看它播不播。《站花墙》，是湖北天门、沔阳一带的地方花鼓戏。大家就不再作声了，他们都是花鼓戏爱好者，不会相信没有点过花鼓戏，但确实，听众点播从来没有播过花鼓戏。
   我想，这场关于“听众点播”的议论，虽然发生在乡下，参与的人没有一个谈得上对电台有起码的了解，然而谈论的内容却是不乏洞见的。至少那个表示了怀疑的人，提出了“听众点播”到底是听众在控制节目，还是电台在主导节目的问题。
   这两天，读到一位历史学家的随笔文章，讲宋代的文化政策问题。
   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郑重请求朝廷下令严格控制雕印，因为坊间雕印文字“多是当今论议时下之言”，包含很多内部消息，一旦流入辽国，“大于朝廷不便”；而且坊间雕印文字多不严谨，“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
   元?四年（1089年），苏辙又上《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说大宋民间印刷品“北界无所不有”，“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第二年，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政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
   大观二年（1108年），负责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员建议印刷权应属国子监，禁止坊间印售诸子百家书籍，免得“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广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此后，还有人说读了坊间出版的考试应试之书，学问“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建议“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国子监也建议读书人要以《论语》、《孟子》为师，不得传习理学家的语录，朝廷下令销毁坊间雕印的章疏、程文。
   举出这些事实后，历史学家感慨士人为国家安危出主意，最后钳制了士人自己。似乎宋代的文化政策，是士人作茧自缚的结果。
   这样的结论是大有问题的。文化上从唐代的盛大气象到宋代的拘谨束缚，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士人献策所起的作用，不会是决定性的。哪怕形式上看，似乎有某个士人献策，然后就有某个政策出现，不良献策者肯定有道德责任，但就算没有献策，难道就一定没有不良决策吗？就算论献策，一个时代，士人所献的策定然是林林总总，哪些策得以采择，哪些策不为采用，也还是决策者的意思。事实上，以专制王朝的脾性而言，必然会对雕板印刷感到“不便”，唐代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不过是因为雕板印刷在唐代并未广泛进入民间而已。虽然我可以理解历史学家托物言志的心绪，但我想，宋代的文化政策，到底还是朝廷在作主，并不是士人“点播”什么，朝廷就去播什么。
   历史研究往往可见“点播”者的心态。我看到一篇文章，讲明代的密疏制度，说这是“下情上达的一种特殊方式”，看起来并不包含肯定否定的意思，但文章力陈密疏呈报的保密性、真实性、畅通性、便捷性，以及皇帝处理的及时性和高度重视，看了使人恍然忘记密疏制度乃是王朝政治下政务信息的一种怪胎，而很像是一种值得推许的有效治理手段。研究者选择怎样的题目来做，当然是一种“点播”。某种程度上，不妨认为力陈明代密疏制度的有效性、高歌康熙“再活五百年”之类的“点播”，属于特殊形式的献策，献策者可能也曾揣摩天意，但这种献策能不能起到作用，决断权不在献策者手中。“点播”以后，他能够做的只是“如大旱之望云霓”。
                                         2006-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