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30日，在东莞打工的河南籍青年宋凯脑部遭人击伤，前往医院，在拒绝作颅脑损伤检查后并自行停止治疗后返回居住地，当晚死亡。此事近日被《南方都市报》报道，再度引起人们对外来工医疗问题的关注。
    在媒体报道中，宋凯的脑损伤因何而起，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人们读到的宋凯叙事，开始于他的脑部已经被击打之后，因此人们对宋凯死亡事件的关注，基本没有涉及与刑事责任相关的部分。而在刑事责任之外，谁应当对宋凯死亡事件负责，尽管无须侦查，却仍然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客观地说，医院没有明显的过错。在以往另外一些事件中，病人要求获得治疗，也应当获得治疗，而院方因费用问题给以拒绝，在那些事件中，院方都必然会遭到谴责。而宋凯死亡事件中，院方为他提供了包括颅脑检查在内的治疗建议，宋凯拒绝了接受检查，并自行拔掉针头离开医院。虽然医院确实对病人逃费问题感到头疼，但在宋凯就医过程中，费用问题最多只是宋凯的“内心考虑”，而没有成为治疗过程中的一个显在问题。
    显然，宋凯死亡事件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假如宋凯知道自己的伤有多严重，哪怕没有钱，也一定会争取得到治疗，那样一切矛盾都会突显。但宋凯并不知道自己的脑损伤已足以致命，于是他拒绝检查并自行中断治疗更像是一次无知之错。
    问题在于宋凯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人们讨论的焦点，基本集中于农民工的贫困和医疗费用的高昂，导致了宋凯中断治疗。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可能的，但终究无法肯定宋凯当时就是这样作出了决断。如果宋凯基于对自己的经济境况和医疗费用的一般预判而中断治疗，那么这显示的就是一个人面临症状不明显的生命危险时可能基于综合考虑，而主动放弃治疗，或者说他接受了一种无法充分珍视生命的现实。
    宋凯终止治疗，还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在不感觉到明显的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相当忽视，即使经济条件很好的人，平时也可能抱有某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而不是主动寻求医疗检查和预防，对身体状况高度关注的人，往往被人认为过于敏感，属于小题大做，这更是中国式的文化态度。宋凯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睡一晚就会好”，所以他们认为不必要进行检查和治疗，也可能是宋凯死亡的导因之一。
    说出各种可能性，不是为着否定宋凯死亡事件的思考价值，不是否定人们围绕外来工医疗问题思考的依据。在我看来，正是宋凯死亡这一导因与责任并不清晰的事件，引起人们对关于外来工医疗问题的深切思考，表明这一问题已经极为敏感，它借助各种可能的由头而成为集中议论的焦点，显示着人们对外来工医疗问题的焦虑程度。病人不上医院的问题、就诊于黑诊所的问题、外来工基本缺乏医疗保障的问题、医疗费用高的问题，一一被提及。这就是说，宋凯死亡事件的本末已经变得次要，人们急切地要借这一事件说自己的话。宋凯死亡事件确实成了一个表达民意民情的“契机”。
    在东莞市解决外来工就医问题的设想中，除了实行继续完善外来工医疗保险，还提到了增设基层医疗点尤其是厂矿办医疗点的方案。厂矿办医疗点，前几年不是被作为“企业办社会”的表现之一，已经被“剥离”掉了的吗？现在又要请回来，这是有新意的。前几年搞“剥离”，主要是改革国有企业；现在企业多是民办。意思是什么呢，厂矿办医疗点，设在国企则应“剥离”，设在民企则应提倡，还是隐然表示剥离厂矿办医疗点并不适当？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从宋凯死亡事件的反应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在理论如何，不在事实本身怎样，而只在乎外来工应该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群情如此，政府对此必须要有回应。
                                            20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