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鹏在《往事：巴金、张颔是知己》一文中，谈到张颔送他的对联：笔墨不求缙绅喜，声名毋得狗监知。林鹏对张颔赠送的对联记忆深刻，因此写道：“有一天晚上，看书之余，抬头看见张先生的对联，我体会出张先生的深意焉，我竟然潸然泪下。”

让林鹏潸然泪下的对联，写出了文人的思虑与风骨。去林鹏府上拜访，自然想看看这幅对联，可惜，让林鹏潸然泪下的对联，被张颔另一幅字“东园公记读后”取代，但，那幅有一点沉重的书法，被我牢牢记住了。好在“东园公记读后”一如张颔既往的笔墨，云烟缠绕，沧桑满纸——“东园公记读后。东园之公，茂林有鹏。健于谈论，勤于著文。思维虎跃，笔底龙腾。唯吾高友，直谅多闻。老朽张颔辛卯冬日。”

这是张颔对林鹏的精神概括。

读过林鹏的文化随笔，尤其是十三经的读后感，颇觉惊奇。书山文海，汗牛充栋的注释、再注释，沉潜其间，怀古人之忧思，发今人之感慨，或是一声叹息，或是拍案而起，或是凝神沉思，延续着中国读书人的精神追求。与他见面，很想听听他的读书体会，林鹏不加思考地告诉我他读书的方法，要先攻《说文解字》，然后再攻先秦诸子和十三经。他强调，读经典，得到张颔先生的指教，有恍然大悟之感。

张颔，频繁出现在林鹏与我的谈话之间。在太原的那个下午，张颔在我的眼前清晰、明亮起来。

“东园公记读后”，是第一次近距离拜观的张颔墨迹，古厚、谨严，开张、凝重，文质兼备。这一点，冯其庸有独到的见解：“张老是古文字专家，古史专家、考古专家。由于他的专业，也使他的书法呈现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的学术传世之作是《侯马盟书》及精研古器物、古史的文章。他写的这一类的古篆文，直接逼近原物，可说下真迹一等。他有一些摹写在原石上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因此他写的《侯马盟书》一类的古篆，用笔都是出锋的，无论是起笔还是收笔都出锋。······所以我认为张颔老所写的《侯马盟书》的古篆，是最近真迹，他没有为了书法美而改变古人的笔法。而张颔老所写的这类古篆，其用笔之圆熟流利，结体之繁复而又端秀，令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内涵。”

何以“令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内涵”呢？冯其庸所言，涉及书法的审美。张颔是成绩显著的学者，也是文采斐然的诗人，他所书写的文辞庶几为己所作，因此有着极大的文化张力。比如“但有诗书娱小我，殊无兴趣见大人”、“平生多幼稚，老大更糊涂。常爱泼冷水，惯题不开壶”、“斗室三间，混沌一片，锅碗瓢盆，油盐米面，断简残篇，纸墨笔砚。闭门扫轨，乐居无倦，主人谁何，淳于曼倩。金紫文章，蒙不筱辩”，等等，深得冯其庸推崇。

直觉告诉我，张颔书法是典型的文人书法，而典型的文人书法，就是传统书法。迩来与书法界同道争论文人书法问题，质问我者言：文人能写好字吗？我沉默了，殊不知，历史中的好字都是文人写的。张颔是文人，他的字别有机杼。我留意张颔与他的传记作家韩石山所说的一席话：“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不管别人说我的字再好，我看重的还是文字的内容。只能说，我的字还行，写下的这些话，别人也爱见。我没有写过一幅，字连起来没有意思的书法。若不重内容，光说字好，只管写字，不问内容，那还叫书法吗？我说‘笔墨不求缙绅喜’，不是说我的考证文章，也不是说我那些讽世文字。考证文章，缙绅没有几个能懂，求他们喜也不会喜。讽世文章，本来就是刺人的，人家不反感，就是好样的了，怎么还能要人家喜欢呢。所谓的不求缙绅喜，我的本意不过是，几有所作，都要秉笔直书，不以缙绅们的喜恶为意。”

张颔这番话有分量，值得当代书法界思考。我常谈书法的书卷气问题，持论与张颔相似——“若不重内容，光说字好，只管写字，不问内容，那还叫书法吗？”因此，我反对书法创作抄录“无意义文本”，进而否定一个单独的字会有书卷气。同样的问题，冯其庸也看在眼里，在评述张颔书法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书法中蕴含着文化、历史、文采。他与有些书法家临写古篆、汉隶或楷行，只是照帖摹写，依样画葫芦，没有自己的文采这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张老的那首《僚戈歌》，使人想到了韩愈的《石鼓歌》和苏轼的《石鼓歌》，真是可以先后辉映。还是那副合文对联：‘三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奇。’此联三处用合文，使人觉得古意盎然，别开生面，为以往对联所未见。”

这是我关注、喜爱张颔书法的理由。由文及书或由书及文，是我判断学者、文人、书法家的习惯性公式。

近几年常去山西，或去晋祠问史，或去宁武冰洞探密，或去蒲州古城感受颜真卿的气韵，或去壶口瀑布目睹一泻千里的大气磅礴，但，每一次去，都想去一个地方看看，那个地方就是侯马。那个地方出土的盟书，拓展了我们认识历史的视角。侯马出土的盟书，与张颔关系密切。降大任回忆：“一九六0年以来，山西侯马市发现有东周晋国文化遗址，开始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文物。一九六五年底，张颔听到盟书出土后便向组织上请了七天假，奔赴侯马遗址现场考察这批重要的文物。实际只花了五天时间，就对当时刚刚出土的少数资料进行了全面研究，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这是他专门研究侯马盟书的发端。”

谈张颔书法，何以要谈侯马盟书？因为这批盟书有朱文文字，这些朱文文字，对张颔的书法有着深刻影响。张颔说过：“当听说侯马勘探现场发现了大量朱书文字，你知道我有多么激动吗？你想像不出来。我说一下你就知道了。考古中，文字占的分量很重。器物的型制，当然也有讲究，形状纹饰有差别，但不会很大。工艺上改进，总是微乎其微的。文字可就不同了，一个字一个样，每个字传递的都是独特的信息。”侯马盟书的文字，让张颔着迷，他发现，每块出土的玉石各书写一篇完整的文字，最多的有九十三个字，一般为九十二个字。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像是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零点四厘米。笔锋清晰。根据五十九篇残断文字，张颔亲自缀合临摹，基本恢复了原貌。整篇文章，大致考释完成，意思明了。

对侯马盟书的研究，让张颔的考古成就又上层楼；对侯马盟书的临摹，让他的书法有了新的面貌。显然，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张颔书法，文化素养，艺术品格，语言特征，有着鲜明的生命个性，正如冯其庸所言“学人之书，格高韵古”。我赞同冯其庸对张颔书法的高度评价。也许对当代书法有不深不浅的了解，知道书法家是什么角色，更知道张颔书法的价值何在。张颔对韩石山说：“小时候主要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九成宫》，长大后下功夫最多的还是《黄庭经》。”这番话透出张颔弱冠学书，临帖，是文化启蒙，是兴趣爱好，写好字，是为了学习、工作需要，不是为了当书法家才面对拓本。这一点正是张颔与当代书法家的区别。从“竞技书法”的博弈中胜出的书法家，从临帖之日起，就有当书法家的梦想，于是，废寝忘食，殚精竭虑，针对所谓的国展发力。我不否定这样的追求，这是书法家的现实，很难超越。但是，我们要看到张颔作为书法家的另外呈现，这种呈现对当下而言是“另外”，对传统书法形态而言却是常态。也可以这样说，张颔书法是学人之书、文人之书，他写字，是工作需要，情感需要，精神需要，因此，他对展厅没有兴趣，独钟书斋写作，或为友朋书录自己的文辞韵语以赠。在张颔的笔墨生涯里，《古币文编》一书颇多好评。这本书是张颔的手迹本，行楷，用笔坚定，结字明朗，与文辞颉颃，可谓意新语俊，字响调圆。对《古币文编》我不陌生，虽然没有文物收藏之乐，但在张颔的毛笔书写中，看到了岁月的漫长，生命的丰盈，知识的开阖。沉浸其中，突然悟出书法的审美，看字，如果缺少了岁月的感悟，生命的沉思，知识的丰富，还会有意义吗？书法欣赏，仅仅停留在笔墨与线条，不理解书法与文辞的血肉关联，是不是浅陋了、苍白了？张颔篆书，别出心裁，他通过对古器物文字的研究、临习，转化成新的语境，秉笔直书，文化个性纷呈，余音绕梁。从字型到字义，他调度自己的学问解读，准确表达古文字的精髓和自己书写的目的。如甲骨文无言联“乐岁京邑喜，高陵风雨多”、“临秦封宗邑瓦书”、“侯马文书文字六言联”，就是代表之作。

张颔有一本《作庐韵语》行世，这本书也是我的枕边书。对当代人所写的韵语，我持保留态度。原因是，不激动处激动，不抒情时抒情，引吭高歌多于沉思自嘲。《作庐韵语》恰恰相反，沉思自嘲多于引吭高歌。《马年戏作十二韵》《吃喝风》《读〈某园吟稿〉中为富商祝寿诗感作》《题林鹏〈咸阳宫〉》《氛围》《聋喻十章》等，是在真切的人生体验之下，发出的肺腑之声，冷眼旁观，反求诸己。这些诗作，思想深刻，语言诙谐、古朴，有六朝之响。他的联语也不同凡响，我写字，常录张颔联语，一边写一边体会联语的深意，对张颔的理解又进了一步。比如“笔墨不求缙绅喜，声名羞得狗监知”、“信以为真常受骗，能不介意自宽舒”、“吾入晋邦之地，通绎侯马盟书”、“放意嚣尘外，栖身故纸堆”、“勒字于金，著文于石；星辰在掌，易象在胸”，等等，口语化，适度用典，人生感悟深挚，启发读者心智。这些诗篇和联语，就是张颔书法的素材。他书录这些诗篇和联语，自己的笔墨与文辞，浮现了传统书法的神韵，文章、笔墨，识读、欣赏，延宕着中国书法的美学传统。 这是不一样的张颔，这是不一样的张颔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