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是艺术之母，这是西方人的感受。应该说这样的感受符合实际情况。中国人重礼教，讲尊卑，心灵不会完全敞开，干什么事总觉得沉重。寻找书法的源头，在碑碣简牍中，体会深刻的该是记功表德的体制规范和习俗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务通告，私情言说，需要在公认的礼仪框架里完成。摩崖上的字朴茂极了，陈述的题旨却一本正经，敬天敬地，拜君拜佛，记录或虚构家国大事。言辞俊朗，目的明确。风暴卷走灰尘，许多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就看到了许许多多从灰尘中浮现的尺牍，斑驳的字迹，复活了昔年的生活场景，人情世故。不管谈什么，或直接，或含蓄，或优美，或粗糙，终归有一个主题。谦卑的用语，合着一团教养，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面貌。

书法是轻松不起来的。有一些人为了表现潇洒，穿奇装异服，挥笔戏墨，总觉得特别滑稽。不是不可以挥笔戏墨，只是为了推广肢体语言，把笔与墨当成道具，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看的杂耍。进入游戏的层次，也是需要智力的。那么，是因为能力不行，还是因为文化负担过重，我们面对书法，实践书法，总有一点紧张，像一个步入宫殿参加朝仪的腐儒。

谈书法，我们还是愿意在“朴茂”的美学畛域内徜徉。于人的性情近一些，于生命最初的感动和激情近一些，于散淡近一些，我们似乎对自然与自己的参悟会更广更深。我常想，饱读诗书，忧患意识又深入骨髓的康有为为什么卑唐扬碑，为什么把无名氏的书写看得那么高大？历史政治因素固然存在，更多的是这位视域宽广的中国人对一种原始状态的倾心，对“朴茂”书风的推崇。

谢无量常常处于散漫的感觉中，在这样的感觉中，灵感异常，颇多神来之笔。这位在《诗经》中可以嗅到人性气味的学者，沉醉书写，性情使然，甚至不太在意钤印；尽管钤印是中国书法不可缺少的一环。我还忘不了“流行书风”，王镛荒寒、简陋的书写，不失艺术的伟岸，那是对中规中矩的挑战，对概念化、教条化的扬弃。石开、曾翔、白砥也有这种本领，看他们的字，总能看出人的冲动。

时下，规矩多起来。“二王”是一种规矩，形式感，视觉冲击力是一种规矩，有着这样、那样影响的著名书法家们，都在空洞的工作室里制定规矩，诱惑、蒙骗着痴迷者们就范。完善的规矩可以使书法艺术规范起来，可以把人对书法艺术的欣赏统一到一个轨道上来。但，千姿百态，赤橙黄绿，还有扣住人性之弦随意而为的字迹，会在这种规矩中僵化，直至丧失生命的光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做学问分为“启蒙期”和“全盛期”。为此，他做了如下描述——“启蒙期”之“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与“全盛期”之“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二者最好是兼而得之；若实在不行，非二选一不可，我更倾向于前者。

“元气淋漓之象”，即“朴茂”。梁启超是书法的内行，他心目中的好书法也一定是有“元气淋漓之象”的，是拒绝镣铐一样的“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