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田按：3月26日，八十高龄的老母亲在北京安静地离去。一周的时间，我与亲人和朋友把老人家静静地送走了，现在，她已经无所牵挂地躺在位于吉林省舒兰市的张家墓园。今天是清明节，虽然刚刚与母亲告别，那种浓浓的亲情，让我思念的心一直在跳动。《母亲的幼儿园》是12年前写的一篇散文，刊于2000年《中华散文》第七期。重新刊出，以示对母亲的纪念。最后，向帮助我们一家料理母亲后事的亲人、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母亲的幼儿园

   母亲是用心、用情、用她的平凡和善良来办幼儿园的。

   我记不住母亲办幼儿园的准确时间，我依稀记得母亲幼儿园开园的时候我正读小学，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普通的夏天，那是一个阳光十分明媚的日子，那是母亲向生活抗争、向自我挑战的一种开始。

如同中国所有的母亲，有父母，有公公、婆婆，有丈夫、儿女；在生活的历程中，给她生命、爱、寄托与梦想的人，使她的生活充实又沉重。如同中国所有的母亲所经历的那样，父母先后辞世，儿女成双成对，老人离去，新人又来。母亲经历着一个中国普通女人无法躲避的惶恐、紧张与希冀的岁月。我有记忆的时候，母亲的母亲与婆婆已辞别人世。我的家是由爷爷、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构成的，七口之家，过着不穷不富的日子。难能可贵的是，普通的人家，雷同的生活，却有一种暖融融的气氛笼罩着，使我们的眼前总有消失不掉的靓色。

当时我并不懂母亲为什么回家办幼儿园。此前，她在一所小学的幼儿园工作，我正是那所小学的学生，至今我还记得去幼儿园找妈妈的事情。后来我才搞清楚，母亲失业了，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下岗，也就是说失去了为社会服务的机会，或者说社会没有条件为一个中年妇女提供工作职位。七十年代不允许提失业这个词，“下岗”一词还没有想出来。

母亲在中年“下岗”了，一个家庭的一份收入也从此中止。我还能记住母亲三十三元钱的月工薪，也能记住这点微薄的收入是如何支撑一个家庭的生活重任，又是如何让老人和孩子们安心生活、安心读书。母亲“下岗”的时候，母亲一定很痛苦，父亲也一定说了不少安慰的话。只是那时候我小，对于母亲失去工作后的痛苦还没有能力去体验，也无法在母亲忧伤的目光中看到什么。

记得是一个午后，我放学回家，看到一群小孩儿。这群小孩儿在我们家宽敞的院子里嬉戏，他们天真的动作和稚嫩的声音使我们家的院子拥挤起来。我们家住的是一套青砖瓦房，据说是伪满洲国时代的银行旧址，后来由一位级别不低的领导居住，“文革”期间，这位领导未逃过“下放”的噩运，人去房空，我们家就搬了进来。这样宽敞的房子，这样空旷的院子，一群顽皮、天真的孩子在肆无忌惮地吵闹着。他们在午后的阳光下做着怪异的动作，发出怪异的吼叫。母亲站在一旁，微笑着巡视这些小孩儿。母亲穿一件蓝色的上衣，这件衣服是母亲最喜爱的，她是在节日或是她高兴的时候才拿出来穿。这一天，母亲把这件已洗得泛白的蓝衣服穿上了，我就知道，这一天是母亲快乐的日子。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办的幼儿园。那么，母亲是什么时候策划的，她写可行性报告了吗，她是什么时候招生的，她的信心从何而来？我只比在院子里奔跑的孩子们大一点，我对生活的理解仅仅是吃饭、上学、玩、睡觉。至于饭从何来，我还没有足够的智力去思考，也就无法去承担成年人的忧虑。

渐渐的，我与这群孩子熟悉了。他们管我叫三哥，有时候我也同他们一起玩。玩高兴了，就舍不得他们离去。当家人来接他们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失落的感觉。当孩子们一个个被接走，我们的家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小孩儿”的时候，我在落寂之中盼望他们明天早一点来。最让我高兴的是，个别家长因出差或其他原因不能把孩子接回去，孩子就要在我们家吃饭、睡觉。我母亲会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也会像照顾自己儿女一样，哄他们睡觉。有的小孩儿见父母没有来接自己，就不高兴了，甚至不吃不喝并不断哭泣。这时候，我就领他们出去玩，孩子之间的沟通，就解脱了孩子孤独感。

开始，我不知道母亲幼儿园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它给母亲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收入。我上中学后，我对这样的问题才有所注意。母亲的幼儿园，使她重新就业了，也使她有一份不薄的工薪。这份工薪是她“下岗”前的数倍，母亲就是靠着这份收入打理着自己的家庭，让孩子们有一种安宁、祥和、温馨的生活，使一个平凡的家庭不断走向幸福和欢乐。

母亲的幼儿园也有时代的烙印。

我上中学不久，街道主任到我们家里来，同母亲谈幼儿园“公私合营”的事，母亲没有犹豫，很爽快地答应了。母亲的这种态度，让街道主任感到愉快，她也没有想到，母亲是一个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不久，街道派来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帮助母亲共同管理幼儿园。所谓女老师就是中学毕业后在家待业的人，也就是说，待业者被街道安置到幼儿园工作，母亲收入的一部分就变成了她的工薪。一年或二年，“女老师”被安排到工厂工作，就离开了幼儿园。新的工作岗位，体面的工作职位，让她们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不过，她们并没有忘记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幼儿园，她们在休息的时候还常常到幼儿园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朴素的良知告诉她们，生活中经历的纯朴都是值得珍惜的，大概有五六位这样的“女老师”从母亲的幼儿园经过，她们现在何处？我不知道。我想在她们中间，一定有当官的、发财的、也会有“下岗”的。当官发财者可以忘却她们初涉人生的一段往事，“下岗”者肯定不会忘记母亲的幼儿园。我相信，母亲对生活的坚强和自信的态度，一定会对“下岗”的那个她有所启示。

母亲的幼儿园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起初，孩子们喊我三哥，后来又喊我三叔。这种称呼的改变预示着时间流逝的不可阻挡和岁月消磨人的速度是多么疯狂。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我都长大了，就证明我们的家庭有条件使母亲无薪退休。我和哥哥、姐姐劝说母亲别再办幼儿园了，五十多岁的人需要在安静中颐养天年。母亲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这么多年同孩子们在一起，一旦同他们分离，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母亲有条件停止工作，却在生活中无法同孩子们割舍。毕竟是母亲的一份事业，毕竟是母亲的一份生活，能说结束就结束嘛。在母亲的内心世界，谁能说清楚，那个幼儿园对她来讲是一种什么象征。

现在，母亲是已近七十岁的人了。母亲的幼儿园也在早些年关闭了。有时候母亲在街上行走，常常有人走过来，喊“田姨”或“奶奶”。这些年轻人认识母亲，他们不会忘记在母亲的幼儿园所度过的童年时光和他们的童年中一段透明的经历。这时候，母亲就笑呵呵地冲他们频频点头，有的能记起名字，就喊一声，记不起来的，母亲就连连说“好孩子！好孩子！”

“好孩子”是天下母亲的最大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