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学堂】领导者的七堂必修课（八）

2016.05.05

文∣王家骢

今天我们继续讲“义”，如何以义行天下。

我们用乔致庸的故事作为讨论的切入点。还是那句话，用乔致庸的故事，并非因为他只具备“义”的特点。道、德、仁、义、礼、智、信，七者一体也。

几年前，有两部国产电视剧，一部是《亮剑》，另外一部是《乔家大院》。前者的收视率非常高，后者似乎没有那么高。两部电视据我都非常喜欢，而且经常在讲课时用这两部片子的剪辑。

我一直说乔致庸是一个“不情愿的商人”。从开始经商到生命结束，他都希望“读书走仕途”。经商是迫不得已为之。但是他却做得很好。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果，背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孝”，一个是“义”。

孝道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在这里我们不作解释。来说一说义。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唯遵义则事功不堕,否则其弊立见矣。”

                                                     -   《素书》

义，这个字有很多的内涵，除了是“人之所宜”之外，还有义务，义气等。我想从“义务”的角度来说。牵强一点的话，是从responsibility（责任）的角度来说。

德鲁克一直强调管理者责任，也就是说管理者要尽自己的义务。管理者必须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没有人喜欢做纳税，但是必须做的事，因为这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

中国以前有一条规定，家族企业要传给长子长孙。乔致庸的大哥是长子，而他的儿子，也就是乔致庸的侄子，当时又太小无法掌管乔家的生意。乔致庸虽然不是长子长孙，却是当时乔家唯一的成年男子。因此掌管乔家生意的重担就落在乔致庸的肩上。尽管乔致庸一百个不情愿，出于义务，他接管了乔家的生意。

做该做的事，或者说做正确的事，（不是正确的做事，更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德鲁克提出的效能（effectiveness）。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君子言义不言利”，用现代的话来解释就是，正人君子关注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确，至于是否能够获利，那只是衡量是否正确的事标准而已，如果不是正确的事情，虽然赚钱，那也不干。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乔致庸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货通天下”，二是“汇通天下”。乔致庸的伙计们为他经营票号，赚了很多银子。这些生意是通过收集“庚子赔款”的银两而得。当时中国的而经济很不景气，可是乔家的票号却盈利颇丰，乔致庸好奇，问大掌柜，这么多的银子，你们是怎么挣的呢？当他得知这些钱财是通过帮助八国联军收缴税银而得之后，乔致庸大发雷霆。他质问，如果做这样的事而发财，我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呀，在做每一件事情时，如果都能问“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会少犯很多错误。

联系到当今社会的一些企业，为了满足华尔街银行家的需求，不惜以虚假广告排名收费赚取利润，甚至谋财害命，实在令人痛心！

乔致庸的义还表现在他对待竞争对手的态度上。

乔致庸在包头与竞争对手争做高粱霸盘，就是垄断市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散布虚假信息，以诈行商。最终将竞争对手邱天骏的商号逼迫到要破产的地步。但是乔致庸听从了下属的劝解，没有将邱老东家的企业置于死地，而是亲自上门向邱老东家道歉求和。

邱天骏一开始十分不解，他说“你已经赢了，为什么还要向我求和？”乔致庸说，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保住邱老东家费尽一生心血建立起来的商号，也是为社会保住一个大商家，二是，要以此为鉴，与邱老东家一起重建行规。

在乔致庸仁义的感召下，两家竞争对手最终握手言和。几年后，当乔致庸在经营票号遇到困难时，是邱天骏出手救了乔致庸。由此可见，世间因果报应是有的。

在美国，通用汽车与福特汽车也有过类似的故事。上个世纪四十年，福特汽车因为经营不善而濒于破产。老福特的孙子接管了福特汽车。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经理人制度。由于老福特一直忽视经理人制度的建设，公司内部没有人才可用，小福特只好利用各种手段从通用汽车挖人。

通用汽车的高层管理者对此十分不满，并劝当时通用汽车的董事长斯隆，采取行动禁止企业高管跳槽到福特汽车。斯隆的回答是，我不会看着福特汽车倒闭，没有竞争对手的通用汽车是不会健康发展的。斯隆的做法与乔致庸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能够以义行天下的人都是得道的人，他们深知天下为“一”的道理。诚如乔致庸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救邱老东家的达盛昌时所说，如果商人坚持尔虞我诈，那么达盛昌的今天，就有可能是复字号（乔致庸商号的名字）的明天。复字号的明天，有可能是达盛昌的后天。如此而行循环，没有尽头。

或许乔致庸的思维模式可以让大家看到道、德、仁、义、礼、智、信之间的关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