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纽约，同事问我是否在海地之行以后需要心理干预。我觉得还没有那么急迫。但海地之后我一直是心系海地，对那里的现状。灾后需要的关注不是一个两个月，而是几年，特别对海地这样的失败国家更如此。那里的现状其实正如我前段时间担心的非常不妙。记者走了，很多医疗救援队走了，但海地人民需要的关注却可能与日俱增。海地的悲剧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

自从去了海地以后，我的心理确实出了问题。如果世界哪里再发生灾难，我会很愿意第一时间前往。这种灾难的“兴奋”感或许是记者的职业病。你当然希望全世界再也不要发生灾难，但那只是善良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