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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电影值得一说。

不说方圆画幅，不说表现手法，这些形式上的好处我不懂。只说故事本身。这个故事是值得专门为之写篇文章的，很高级。高级的意思就是，你看过之后，觉得人物和情节都很简单，但就是没法一句话把它们说清楚。

硬要概括的话，只能说：一个女人为自己讨公道。

没看过的人，听了这句话，想象不出是什么故事，或者自以为想象出来了，方向完全不对。讨公道是因为被人为难了吗？到底是谁在为难她？

看过电影，就知道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想半天：也没有人在为难她。

没看过的更糊涂了：那她讨个什么公道？

也不好回答。只能说：这个女人认为有人在为难她。

那么，是这个女人本身的问题啰？

也不对，这个女人没什么问题。

你可能有点明白了：所以这里是有什么误会吗？

不对，没有误会。每个人都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就让人崩溃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对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一问，能把看过的人给问住。

挺简单一件事，越琢磨越不对。这个故事就这么有意思。想用一句话把情节介绍清楚，说完一想，不对，没说清。再说十句，也还是说不清。

放心，这篇文章没有剧透，其实这电影也不能剧透。

我们不喜欢剧透，是害怕看电影时没有了惊喜。观众都喜欢跟剧中人物同时走入剧情，说是同时，多少还会带一点旁观者清的上帝视角，俯视人间悲喜，心中盘算着正确方向。屏幕上的人物看不到的，观众看得到，最后顺理成章拼出事物的全貌。有时一拍大腿：“唉，他要是这么办就对了！”

真正高级的故事，不给观众这种快感。上帝视角固然是上帝视角，带着你把整件事看全，看透了，回家之后可以复盘，反复琢磨，但还是不知道“正确方向”在哪。比如我常推荐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假如你想帮松子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生活，你以上帝的角色参与到故事中，你还是会发现没有入手的方向。你是可以改变那些偶然事件的几率，但整体上这个人还会一路滑向深渊，没有太大的改变余地。要变，除非改变这个人的个性。但那样就不是松子了。

而潘金莲这个故事，比《松子》还要技高一筹。它的困境甚至都不由人物个性来决定，而是通过多方势力的角力达到平衡。它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每个人都做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是合到一起，反而使每个人都陷于不利。一旦这个故事开始运转，哪怕你作为上帝，可以改变人物的个性与环境，只要他们相互的逻辑关系不变，还是没办法改变故事的走向。

我偏爱的故事都有这种黑色幽默式的宿命论色彩，既庄严，又荒诞。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常常想到瓦茨拉维克的《改变》。那本书里充满了这种“越变，越不变”的困局。我记得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年轻人出于爱慕，绑架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他想向女孩求爱，却发现他已经无论如何无法相信女孩真心爱她。女孩用尽一切办法说服年轻人释放自己，但年轻人清楚自己一旦那么做，就会因为犯罪而被捕（尽管女孩一再保证自己会既往不咎）。于是困境出现了：女孩声称爱上了年轻人，而年轻人相信对方只是为了获得自由才说出这样的违心之言。女孩无法获得自由，年轻人无法获得女孩的爱。两个人永远不能从现状中解脱。

对这种死循环，上帝视角也没有解决方案。 

不信？看电影时，仔细想一想。

从主角到配角，剧中十几二十个角色，你把自己放到随便哪个人的位置上，只要你想“解决问题”，你能想到比剧中人物更管用的做法么？

偏偏就是这么多人“解决问题”的努力，却维持了问题的循环。

像一个所有人共同画下，又困住了所有人的怪圈。就连被看作肇端的女主角本人，也在这个圈里身不由己。她也试图停下，却又被推着向前。

应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如果大家都不想着“怎么办”，问题也就没有了。

我从一本书上看来了一个“淤青”的比方。它说，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在永恒变化的。很多问题不需要特意做什么，自然就会变好。一辆车被撞了一块，如果你不修理，过上十年八年，凹痕仍然存在。但一个人被撞了一块淤青，不去管它，过上十天八天，就慢慢消失了。系统有自愈的能力。

一个人始终挂着一块淤青，和一辆车始终有一块凹痕的性质不同。后者说明没有人对这辆车做什么（送去修理），前者只能说明，这个人接二连三地让自己撞到同一个部位。一个生态系统要维持看上去的“不变”，是必须做点什么的。就像一个人的头发长度看上去不变，这个人一定要定期理发。

所以，当一个问题在系统中反复出现时，比起“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也许更值得思考的是：“谁做了什么，才使得这个问题持续存在？”

诡异的是，每个人做的事，还都是自以为在“解决问题”的努力。

更诡异的是，即使每个人知道，只要自己什么都不做，问题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每个人仍然没办法“什么都不做”。

这些说法也许太抽象了，这个电影正好提供了一个具象化的案例。

不要只当成故事。同样的困境重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不过被包装为一些更隐蔽的形式，或者把责任推给了一些更显而易见的“坏人”。每个人恐怕都做过类似的事：一边在解决问题，一边也在维持问题的继续。对家庭治疗理论有了解的读者，可能已经忍不住想喊了：说的不就是家庭吗！

没错，这个故事可以当做家庭治疗的教科书。

很多人习惯于把“问题”跟“人”绑在一起。出了问题，首先想是“谁”有问题。所以在一个系统中，我们倾向于定义一个有病的人，这个人需要接受矫正。也许有人看完这个故事，会得出结论是女人有病。

看到病，只是看到问题的一方面。也会有人反对，认为问题出在“正常人”身上。是他们塑造了“病人”，让人不得不病。就像孩子生病，需要检讨的是他们的父母。——这种看法，在今天尤其大行其道。

但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它比前一种看法高明不到哪去。不过是把替罪羊从一些人变成了另一些人，从“有病的孩子”变成了“糟糕的父母”。

冯小刚和刘震云的厉害之处，是同时看到两部分真相。看到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看到第一种看法不对，不难；能看到第二种看法也不对，这才是难能可贵。在这个故事里，扮演“父母”角色的那些人，既不蠢，也不坏。他们对问题认识很清楚，对责任也不逃避，并且在充分努力地解决问题。

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或者说，正因如此，问题才得以持续存在。

家庭治疗就是这样一门关注互动的学问。这个电影也是一个关注互动的故事。找不出一个“坏人”，这让人很焦虑。但这才是大多数时候的真相。

所以说，《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真正高级的故事。它不指向某个特定的人，同时也不提供问题的解法。如果非要定义问题的话，出问题的是系统本身。一个女人活得好好的，遭遇变故，身边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开，曾经的生活意义都失去了，又能怎么办呢？她要么只能孤零零地活下去，要么创造一个“问题”陪着自己。如果有一天连问题都没有了，这个女人的生命又能剩下什么呢？看到最后的结局，会有一点唏嘘。

命运的大悲喜，由不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