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丁香的哀愁

五月初的一天，惠风从南方吹来，村里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穿着半截裤的、像叫化子一样的国民党老兵王子芳。在村里乱转，白天随处要饭吃，晚上抱一团草在街心边的小巷子里睡。见他生着病，村里人还是给他一碗饭吃，但是不敢给他来家里睡。他与街头巷尾的那些老人谈得来。见老人吹洋烟，他说，我以前也吹过洋烟，现在烟瘾发，十分难受，能否给我吹几口。村里的老人便给他抽几口洋烟。

四五天后，这位国民党兵死了。为不使其暴尸荒野，任豺狼撕噬，立即组织收殓掩埋于娃娃坟地。谁知参加殓葬的人随即被传染，抬他出去埋的人回来就发病了，先是发烧，后是上吐下泻，随后是喀血，四肢痉挛冰冷。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得了这种可怕的怪病。自此之后，凡参与对死者的殓葬祭奠者，无不先后发病，接下来人们一批一批地死去。

对病理知识知之甚少的村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染上了霍乱。他们还认为是得了“麻沙症”，即以刮痧、揉肚子、拔火罐，以稻草香叶烟熏，口服棉籽汤和各种上泻草药，但都无济于事。患者大都于发病后一个对时即死亡。不到半个月时间，瘟疫即由金厂向白水房、玄风寨一带迅速蔓延，在这些村寨中形成“今天我抬人（指死者），明天人抬我”的恐怖局面。

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村每天都要抬出八、九口棺材，李王氏一家奶孙四人一天即全部死绝；孙连举一家五口，两、三天即死绝。村外路边，到处是死人睡过的烂席子和焚烧后的灰烬。棺材用完了，便用木板和掼盆；木料用尽，只好用席子、被盖卷埋，顾不上给死者举行发丧、祭奠，而是随死随埋。后来，抬埋死人时竟无一个是男子而全是妇女。村村关闭寨门，派人守护水井，人们轻易不敢离家。

当时金厂一带虽有中医馆、药店三四家，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病。随着疫情的蔓延，所有的中草医都害怕被感染送命而拒绝出诊。求医无望，人们只好寄希望于鬼神。开始是泼水饭，在院墙上画排墙鬼；后来家家关门闭户，门墙上由女人用左手盖上石灰印；大门头上倒挂纸剪刀、双台葫芦和仙人掌；男人不再参加抬埋死人，而由妇女头戴倒三脚（即用于支锅煮食的铁制三脚架）抹黑脸，不穿外裤、倒披蓑衣，倒抬死人棺材，认为这样可以“羞死鬼”；外出的人不得回家，回来的也都要先进三个厕所，以摆脱魔鬼的纠缠；过河要泼水三次以驱走病魔。所用这些办法当然都是无济于事的，不仅化装参加抬埋死人的妇女也十之七八染病而死的，就连那些平时自称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巫婆、神汉了未能脱此厄运。

我的父母把我的奶奶胡周氏、哑姑、盲姑带到上山上的茅草房里去躲了半个多月。上山的还有其他家的小孩子，因为我们这里山地多，地里有窝棚。各家就住在各家的窝棚里。其中，有些父母让儿子躲过此劫，但是，有的大人还是让霍乱夺去了生命。

李松的母亲上吐下泻，拉血。本来他是和姑姑睡在一起的，后来听到母亲说昏话，说鬼来啦。李松问鬼在哪里？她说鬼在墙上，墙上有许多鬼在叫。他不敢与母亲住，跑到另一房间睡。第二天醒来，他母亲没有了声气，缩成一小团死了。那时他父亲死了，小弟也死了，只有李松一人，没有能力抬母亲，就把他家的将近一亩的田地也给了别人，让别人来帮忙把母亲抬出去埋了。

霍乱让人心惊胆寒、听而色变。患者上吐下泻，四肢痉挛冰冷。传染迅速死亡率极高，得病后几小时至二十四小时死亡。人们迷信观念严重，有了病只会烧香祷告，求神庇佑。

起初，县里也派过医疗队下乡，给大家注射预防针水。事情又如此凑巧，乡绅普世弟带头打了预防针，当天晚上就染病身亡。迷信思想本来就根深蒂固，由于这一巧遇，于是民众哗然纷云：说什么富贵在天，生死由命，阎王点着，不能逃脱，一小点水水，哪能防病，只好把命交给老天爷。接着，卫生工作队也就走了，症候更加扩大，死亡人数一天天增多。

五月，是丁香绽放的季节，却是金厂死亡人数最多的季节，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亡；有几天，一天死了七八人。南风不断吹来，迷人的丁香花里带着一丝丝一缕缕陈腐的气息。

徐年生是位草医，旁人生病，还到野外找中草药来给病人吃，回来后就上吐下泻，几小时后死去。还有罗成忠，给另一家抬棺木回来，正吃着饭，就感到肚子不舒服，一边喊叫：“着了!着了!”一边就吐泻起来，几小时就死去了。

此时，不管哪家死了人，穷的也好、富的也好、均不准做道场办丧事，都是及时收殓入棺，送到离村子约百多公尺外的山脚下——山神庙附近停放着——连死者的棺木也忙不及掩埋安葬。在短短个把月的时间里，那里的棺木就摆了白白的一大片。时值气候炎热，臭味冲天，阴森一片。

村子里最忙碌的，是一些健壮的青壮年，那时正是春耕大忙之际，白天不能不驶田栽秧，遇到村子里死了人，还得回家替丧家抬棺材。有时送棺刚回，这家又死了人，有的家里有口棺材刚卖出去，接着他家也死了人。金厂、白水房、玄风寨等村天天都有人去买棺材。后来，要买口现成的棺木也买不到了，只好用木板钉一具简便的去装死人。

光屁股抬棺材——羞死鬼。一些上点年纪的妇女，真的这样做了。只是为了避免难堪，把裤筒卷得高高的，象征没穿裤子。因金厂妇女的上衣很长，齐膝盖头，看上去好像是没有穿裤子，光着屁股。

还好，一家有事，大伙相帮，否则，就会有抬不出去的棺材。今宵脱下鞋，明晨不知穿不穿；早死或晚死，谁人晓得？

那时尽管是大栽大插的时候，日落西山，各人就收工回家。天将黄昏，家家掩门闭户，围坐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有的为亲友的不幸而悲叹，有的为家里的惨境而哀泣，无人串门。

入夜后，整个村子像死一样寂静，连狗吠声音也少听到。因为无人走动，自然狗也无须狂叫。偶尔听到那么一两声，更增添了无限凄惨气氛，连晨鸡报晓，也觉得有气无力，像是在痛哭着告诉人们——惨痛的一天又开始了。正是——未到黄昏门自掩，半夜哭声传村间。

杨天心的母亲，由青龙请来一个希娘婆方会仙，说能收妖捉怪，降魔除鬼。她装疯作邪地做了些哄人的法事，善男善女们也设下“经坛”筹办了几天所谓的“太平会”。此时，已是五月下旬，下了几场透雨，大大地抑制了细菌的传染渠道。还有一种情况是，到这时候免疫功能差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木身就具备了先天性的免疫力，以及起初注射过预防针水而起到的防疫能力，再加上以后病者一染上病就即时用土方法治疗——如象刮刮痧、针灸治疗，以及吃些中草药、痧药等。这样，死的人真的慢慢少了。

到五月底，金厂先后死亡138多人，死绝数10户；白水房死30多人；玄风寨死20多人；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总算过去了。此后，每当人们谈到这次霍乱症流行的情况时，就会异口同声地说上一句“宁愿耳闻，莫让眼见”的祷语。

经此一劫，金厂人口减半，田园荒芜，村庄萧然。

经此一劫，金厂变成了三十余户的小村庄，再也回不到半年前有上百户人家的大村子。

经此一劫，李松、普旺、孙成仁、朱贵等二十八人成为孤儿，他们一无所有，此后一直或者是帮人放牛，或者是后来外出做苦工，有的干脆前去参军，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保长杨汝荣做了一件足可青史留名的大事。那就是请几位木匠为抗击吴匪而壮烈牺牲的七十六位英烈雕刻了灵位，供奉于山神庙，永世享受香火祭祀。又请石匠刻了两块纪事碑，分别记下了匪乱与霍乱的经过，传之后世。

此时，普凤文家为了重建被土匪摧毁的房子，到盐县请来木匠刘大明，为他们家建盖房子。杨汝荣知道山神像是大明所雕，又请大明为赵太华老先生雕了一座比山神像还小一点的雕塑供奉于山神庙，永久纪念。

另外，保长杨汝荣为了冲散半年来的晦气，让只比我大三岁的小伙伴杨天心迎娶了比他大十二岁的妻子普琼珍。普琼珍系玄风寨人，与她相好的是本村的罗尚能，因为家穷，又加上保长杨汝荣的势力，他们家不敢说声不字，择日送上如花女儿。新婚之日，普琼珍无人时以泪洗面，人多时强颜欢笑。白天要背着杨天心下地做活，晚上要哄杨天心睡觉。稍不如意，还遭到婆婆普桂仙的训斥和责骂。

每当遇到成婚后的杨天心，我们就笑话他：讨了老婆有什么好的，还不是像老妈子一样被背着、哄着，小小年纪，还要一个年轻女人领着睡觉，羞死人了……

当晚，杨天心吵着不与普琼珍睡觉。他妈普桂仙听到儿子叫嚷声，不问青红皂白，只以为是媳妇普琼珍欺负了儿子，推开房门，用细棍子抽打媳妇，边打边骂：小琼珍，你这么大了，还不懂事，怎么不好好领领你男人？

半夜里，自己的小男人睡着了，可是普琼珍怎么也睡不着，她不敢哭出声来，在心底呜咽地唱起了《童养媳之歌》——

人人都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十分。

叫我早起去挑水。出门望见满天星，

人还没有钩担长，跌跌绊绊难走行；

做活做到太阳落，头顶星星回家门，

婆婆还说我偷懒，又打又骂泪淋淋。

人家吃饭照太阳，我们吃饭望星星，

馊菜剩饭留给我，苍蝇爬过蚊子叮。

磨面没有磨盘高，舂荞春到四五更，

稍稍打个鸡眨眼，婆婆又来催做工。

锣锅煮饭闷着气，不知几时气得通？

在霍乱中，我父亲的弟兄赵春剑的老婆生下一个男孩后，染病身亡。我的父母带着我前去白水房吊唁。赵春剑家只剩下患了眼疾的老母和两个尚小的孩子。

我又见到年轻的李田福叔叔。他过来帮忙，见了我母亲，道了一声姐姐好，就带我到外面玩。他说他捉得一只黑头翁，可以送给我。我欢喜地随他到了他的住处，还没有进门，远远地闻到一股马屎味。原来他住在马厩旁边，犹如说是一间小屋，还不如说是从马厩隔开的三分之一的房子。

我比划着问田福叔叔为什么要住在马厩里？在我心目中，虽然隔开了，又安了门窗，毕竟是马厩。

田福叔叔起初没有听懂，我比划着指指他的小屋，又指指隔壁的马厩。田福叔叔终于懂了，笑说，哈哈，我是属马的，所以当然与马住在一起。

我又比划着问，那么我属鸡，将来长大要和鸡住在一起了？

田福叔叔又笑了，说，是啊，只要我们生活在农村，是要与鸡住在一起的。

田福叔叔抱着我推开小屋的门，听到小鸟的叫声。靠窗边的墙缝里插着一根细棍上，它歇在木棍上，一根黑线一头拴在它脚上，一头拴在细棍上。它扑闪着黄色的翅膀，唧唧叫着。田福叔叔抽出木棍给我，我就抬着木棍，它胆怯地一歪一斜站立不稳，几次想飞走，却让拴在脚上的黑线带了回来，倒掉在空中不知所措地乱飞。

田福叔叔吹了几声轻脆的口哨，拿起黑头翁，另一只手抚摸着它的羽毛，说了声，乖乖，听话。

田福叔叔把黑头翁放在我手心里，我死死地握着，生怕它飞走。田福叔叔叫我放松点，教我怎么拿小鸟，又教我如何喂食、如何与鸟说话……

不久，在我父母的搓合下，我的大妈、我母亲的堂妹阿芝嫁给了父亲的弟兄赵春剑。阿芝在金厂的家里多次见过赵春剑，了解他的为人。当我的母亲与她说起春剑时，她默许了。我母亲还不放心，又追问三遍，阿芝才低下头喃喃说，全凭姐姐做主。我母亲笑说，说哪里话了？当初，我从新化曼干逃出来的时候，真不知到何处安身，也不知何处是家，还不是在戛洒遇上了你，才上了哀牢山，也才遇到了重情重义的德昌。我们俩姊妹不说感谢的话，以后还要彼此照顾走下呢。

一个在匪乱中死了丈夫，一个在霍乱中死了妻子，两个苦命人就这样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