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人》第一部  青春

1、第一次听到永新这个名字

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虎头虎脑、敦实豪气的永新时，哪里会想到——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光里，许许多多的朋友从身边走过、远去——难得永新不离不弃，这么多年了，相互牵挂，宽容我诸多坏脾气，时不时尚能相聚，相聚了尚能畅谈至夜深而不觉疲倦。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有的朋友见面了连名字也想不起来；有的即使相逢了，不要说名字，连当年曾经熟悉的面孔也忘得一干二净。鲁公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永新与我，当得起前半句；至于后半句，我的胸襟器量远没达到那个甚深境界，这大概也是少了许多朋友的原故吧。

其实，在第一次见到永新之前，永新未必知道我是谁。我却知道远在山那边的二中有一个名叫永新的同学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而我意外获得二等奖。我们是县一中，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杨肆曾经问过我，永新是谁？我们也奇怪，为什么一等奖不是大名鼎鼎的杨肆，而是从未听过、也未见过面的永新？

那时，杨肆、文富、冷原、艳萍、韩卿和我在创编一中的油印小报。杨肆写纵论天下的时文，文富写飘逸洒脱的散文，我写感时伤春的小诗，冷原则写像她名字一样冷艳的短文。像她这样冷艳的人，却为我们创办的小报取了个如火飞扬的名字——《焱煜》。焱煜，不仅让我想到了熊熊燃烧的烈火，还想到了另外两个奇妙的字——艳遇。

我喜欢冷原，喜欢她为这所百年来的第一份校报取下这个名字。说是小报，更像杂志——蜡刻、油印、分页，装订，成册，每期五十册，每册五六十页——在我们看来，已是厚厚的一本了。

这几天，冷原煞是让我伤感。两年多来的黄昏，我喜欢坐在学校操场边的草地上读书。每到七点半，她会从城里途经这里来上晚自习。此时，晚风吹拂，她健步走来，薄而轻的白色的外衣是敞开的，向两边飘扬，与向后起伏的秀发相辉映。我不敢看她的正面，只待她走过时，才能望一眼她那让我心动的背影。

她永远不会知道，两年来，我已经为她写下了一百多首所谓的小诗。有的诗，还被我刻在了蜡纸上，名目张胆地登在了她所命名的《焱煜》上，以及进学校大门的左边的墙报上。她无动于衷，像是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唉，万言不值一杯水，要靠文字来表达，于我来说，真是痴人说梦，再写多少文字也是枉然。

云生是我的好友。那时他还没有写诗，他第一个读到了那一百多首小诗，又见我们创办了《焱煜》，格外惊奇。他说，所有的诗集都有一个好的名字，你为什么不为它取一个名字。我说我还没有想好哩。他说，我读下来，有说不尽的激情和力量、友谊和憧憬，不如叫它《青春》好了。我觉得过于平淡，没有个性，好像可以用在任何一本书有关青春的书上，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勉强用父亲从初中时就买给我的英雄钢笔在封面上勾出两个大大的空心字——青春。好看，好看。云生说，我哥哥有一个朋友在县政府办公室，他们那里有复印机，等有空我去找那位大哥，看看能否把《青春》复印几本作为收藏。他的话让我感动。云生又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把你的《青春》及你的故事写出来，你帮我发在《焱煜》上。使不得，使不得。我心里暗惊，立马想到了她的冷艳，一口回绝，让他失去了一次发表作品的机会。许多年后，他与我谈起时还耿耿于怀。

上午下课，云生从后面跑上来对我说，冷原要拜读你的《青春》。好啊，我说，我下午带上来。我暗喜，我的后包里是背着《青春》，但我没有立即交给云生，我还想在《青春》里放一样更为珍贵的东西。

我与父亲住在红坡头最下面的两排红砖房里。前两年，我与父亲同住在上排的中间房子。左边两间是赵大爹他们一家三口在。右边一间是小姜叔叔和他五岁的儿子在。下一排左边那间空着，中间那间是万叔叔家在读初二的女儿万可儿，右边那间是肖叔叔和他新婚的妻子在。这个学期开始，爸爸去收拾下面那排最左边的房子，让我静心读书。

午饭后，十余年来，我第一次没有午休，坐下来写信。我的隔壁住着漂亮的初二女生万可儿，他男朋友是他们班的杨斐明，乘她爸爸出差去了，白天黑夜都来她这里睡觉。他们在收音机里放出的音乐声中嬉戏着。我挥笔写下了三页纸的信，夹到《青春》里。看看时间，还有半小时。隔壁，又一次传来他们的模模糊糊的笑语声。我上床躺了一会儿，怎么也睡不着，并非是隔壁的声音影响着我，而是我在想，如何把它们交给冷原。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班主任，近六十岁的杨老师每学期开始第一节课都要声明不准谈恋爱，如果班上发现谁来信了，他会把信拿给你，微笑着站在旁边，等你拆开看完后，他要看上一眼。如果发现是恋爱信，他第一个要上报到学校去。

前不久，杨肆从我们桌子旁边走过，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中落下一张折成四叠的信笺纸。云生弯腰捡起来，看了一眼，神秘兮兮地微笑着传给大家看。还未看完，一阵骚动，有的呵呵地笑着，有的尖声叫起来。引得更多的同学抢看，看完又笑又叫。原来是封情书。开头是亲爱的，结尾也是亲爱的，中间每段的开头也是亲爱的，总共有九个亲爱的。是谁写的，怎么这么多情？这箭是射给谁的，怎么没有落名？哈哈哈……大家望着杨肆笑起来。他起初莫名奇妙，仔细一看，再摸自己的口袋，脸一下红起来。不过，机灵的他还是揍过头来看。他说，怪无聊，谁写的？云生说，不是你写的，还会是谁写的？拿过来我瞧。说着，杨肆一把抢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正色道，这是我写的一首爱国诗，我把祖国比喻成亲爱的母亲，你们都没有看出来。说罢，大家又哄笑起来。

下午上课的时候，见她来了，我没有勇气拿出我的《青春》。课间休息时人多眼杂，更不方便。等到上完下午的四节课，她用左肩半挎着书包走到操场边上时，我追上去，把《青春》交给她。她满脸乐呵呵地笑着说，我就是想看，就是不敢对你说，所以才与云生说的。我满心欢喜地与她作别而去。可是，哪里能想到呢，上晚自习的时候，她像母夜叉气冲冲地来了，把《青春》一把摔在我桌子上，又把我写给她的信当众几把撕了丢到我身上、脚下……一时间，无地自容。从小长大以来，这是我最悲哀的一个晚上。生怕等一下班主任来了看到，不得不低下头把地上的碎纸片一一捡起来放到我的书包里。

所以，如今，在静静的教室里，尖细的铁笔在蚕白色的蜡纸划出唰唰声响，杨肆停下手中的铁笔问，永新是谁？我才不关心永新是谁，我关心的是赶快刻完蜡纸，明天周一好到办公室油印，再装订成册。

昨天，周六，四月一日，也是最荒诞的一天。英语老师在周五上课时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说有一个从英国来的帕里姆博士周末要来为我们上课，叫我们准时来认真听课。因而，昨天一大早我们跑到教室里等到了十点半也不见一个外国人来。后来有同学说，今天是四月一日，是愚人节，是老师开个玩笑。从山里来的我第一次听到愚人节，可是在我心里，怎么也不敢相信天下还有愚人节。从小父母教我们是不得骗人的，骗人是可耻的，因而老是觉得被英语老师给骗了。

现在，杨肆重新提起永新，我才不管他是谁呢？

永新这个名字，在我没有上大学前，就这么在我心底一闪而过。要不是半年后我们从不同的学校考取相同的大学而在省城相遇，这一辈子，他在江那边，我在江这边，恐怕我们永生难得一见；即使偶尔一见，恐怕也不会成为鲁公所说的知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