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消费不足的讨论可说是已经由来已久了。很多人看到的是最终消费之中的私人消费部分在过去十年来从国际平均水平的50-60%下滑到了最近2009年的35%的低位，不仅相比美欧等发达国家70%左右的消费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甚至与发展中的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平均50%-60%的消费水平来说也是偏低的。但我们不认同这一看法。

一方面，名义私人消费总额在过去十年增长迅猛，从总量上来看，中国已经是全球范围内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消费市场；但私人消费的增长相比GDP其他组成部分如投资及净出口的增长来说要缓慢一些，分子的增速慢于分母的增速也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年间下滑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官方数据显示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年来的持续下降，可能与服务消费的低估密切相关：

首先对个人服务行业产出的低估情况会带来家庭服务消费如餐饮、娱乐业消费的低估。

我们在之前关于第三产业所可能存在低估的专题文章（财经网：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15/110521811.html）中对于第三产业低估的情况进行了相对详细地阐述。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认为造成我国服务业低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现行统计体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都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来核算国民收入，不能反映对非物质服务业的生产活动成果。核算体制的局限决定了我国对于第一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的产出统计相对健全，而对服务业则无论从统计方法还是统计对象的涵盖范围都还有所欠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引进国际通行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对核算体系进行改革。并于1993-1995年进行了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并依据普查数据对之前的历史数据进行了调整。尽管对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方法已经由最初的估计和推算为主发展为直接调查数据与统计推算相结合，但从两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结果来看，对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核算依然是统计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过去几次经济普查结果也支持我们的这一判断。

此外，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服务业的漏统及低估现象随处可见。在中国大小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餐馆、理发店、洗浴城等的营业额就很难完全统计。经营者为了逃税低报瞒报的情况十分常见，而要核实实际数据操作上难度也很大。显而易见，实际上服务业产出的低估同时也就意味着对相关服务产品消费也很可能被低估。

从我国的居民消费统计本身也可以看到，对于服务相关的消费统计还存在比较明显的欠缺和遗漏。彭志龙在文章中指出（彭志龙，2009），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是计算居民消费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现行城乡住户调查制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调查制度存在城乡分割不统一的缺陷。再加上调查样本不足，而增加和轮换样本现实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使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可能存在系统性偏低。由于城乡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是对消费的名义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调整以求得出真实私人消费的主要依据，这一系统性偏低的偏差很难避免带来对于居民消费统计，尤其是对于服务消费统计的低估结果。

从另一个侧面，王小鲁之前所作的关于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王小鲁，2007）表明，调查样本所显示居民收入总额以及消费支出（数量）相比较统计局的城乡住户抽样调查统计资料要高4.8万亿和平均1.7倍！按收入水平七个不同组别的家庭中，除了最低收入组之外，收入及消费情况低报尽管程度不同但非常普遍。

其次，家庭消费支出中在医疗服务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的消费也存在严重低估的情况

服务类消费支出的低估在医疗以及教育领域尤为严重。2009年我国家庭消费支出之中，教育、医疗、住房相关消费占全部消费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是最大宗的消费。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为287.5元，比2000年增加200元，增长3.3倍，年均增长3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069元，比2000年增加751.0元，增长3.4倍，年均增长33.6%。近年来日益突出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医疗相关的支出在居民总体消费支出中比例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体制缺陷和改革缺位所造成的不透明及价格扭曲情况的恶化。

我国医疗行业相关低估情况最主要表现为正常的入院费、手术费、药品等费用之外另外支付给手术医生、麻醉师等的费用，也就是“红包”。这一支出是医生收入来源的一部分，也同时是患者支付的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是难以观察的部分经济活动，在统计核算中的低估很难避免。这一情况在教育领域也同样存在，比如择校费作为居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的相对较大的一部分，往往并没有计入家庭教育支出的统计范围内。王小鲁（2007）研究所显示的关于人均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较统计局家计调查结果要分别高出1.3倍和1.5倍。由于该调查强调“真实收入”因而也包括了灰色部分的收入及消费，相对可能更接近现实。

第三，对于企事业单位的部分员工福利如内部食堂、体育休闲娱乐设施等这些由员工消费的支出并未计入官方统计的私人消费。

对于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来说，员工福利作为企业工资的补充， 可以包括食堂、浴室、托儿所、以及体育休闲娱乐设施等等服务的提供，也可以是对于企业员工养老、医疗、保险以及交通等等方面的货币补贴。2009年财政部出台的《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将后一部分货币化的补贴归并入企业工资管理，但前一部分服务的提供仍然在企业员工福利范围内，不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更没有包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之内。

显而易见，企业内部提供的福利服务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消费是一种替代。尽管很难对其规模进行准确估计，但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下面比较间接的方式有一个粗略的概念。财政部曾经在其网站上公布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26%，最低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1449元，仅占工资总额0.6%。按照员工福利支出不能超过工资总额的14%来估算，这一块支出总额可能在3000亿到6000亿之间，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大约为4000亿左右。

第四，农村住房的自有率接近100%，而全国平均的住房自有率水平也有70%。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成本（等效租金）实际上也应当包括在私人消费之中。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商业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作为参考来估计虚拟房租水平（imputed rent），目前关于居住相关的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即自有住房服务消费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之和（彭志龙，2009）。低估难以避免。

按照目前的统计口径，住房消费作为城乡居民除食品之外的第二大消费支出项目，分别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15%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18%，如果包括家具以及相关的服务在内则占私人消费总额的17.8%。我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水平，当时美国住房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接近30%。根据国际比较数据，我们认为对于等效租金低估的总量有可能超过一万亿。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而且给定我国城市及农村住房自有率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这一估计可能仍然偏低。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中期、全部人口中年龄20-30岁之间结婚高峰期的人口数自2005年以来重新上升。有调查结果表明北京首次购房申请放贷人的平均年龄为27岁（2010年），低于美国（30岁以上）、日本（42岁）和德国（42岁）甚至台湾（36岁）的水平。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未来五年内我国的住房消费仍将保持高增长。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带动了房租的上涨，而虚拟房租成本（等效租金）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可能更高。以美国为例，其估算租金成本占居民消费的比重约为11.3%，租金总额占GDP的8%（Arai，2005）。

第五，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字，尤其是住房以及汽车相关消费的强劲增长势头会发现中国现实的消费远不是“消费不足”所呈现的情景。

过去十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仅略低于名义GDP增长速度（14.2%）。 以2009年最终居民消费数据，按照现价美元数进行国际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消费规模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美日德英，位居第五。

中国的房地产和汽车市场更是全球最繁荣和火爆的市场。2009年全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中住宅销售额3.8万亿，2007-2009年间年均增长40%。尽管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销售额增速从今年上半年的20%放缓至10月份的13%，2010年前10个月住宅销售额仍达到3.1万亿。汽车销售增速除了2008年跌至8%之外，从2006年以来一直保持着20-50%的增速，今年前10个月同比增速月度平均48.3%，月平均销售超过120万辆。自从去年以来，中国汽车销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显然也不是目前每千户家庭汽车保有量35辆左右的统计数字所能解释的。

清华大学所作的一项关于消费金融的调查显示约有20%的城镇家庭有房贷或车贷（廖理，2009）。截至今年9月底消费信贷存量超过7万亿，同比增速43%。消费信贷的发展也对汽车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提供了部分支撑。

与服务业产值低估相关联的消费低估意味着一段时间以来颇为流行的关于我国消费不足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认真评估。当然最终消费增长的速度相对于总体GDP增长速度要慢的情况不可否认，但消费所能提升的空间可能比大多人所认为的要小得多。通常人们都是通过计算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之差来估计居民储蓄率。而统计数字所体现的私人消费低估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成为目前中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部分原因。这一问题我们会单独撰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