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四姐还活着，应该跟我一样年纪。

一九九一年我上大学一年级，离家去了成都。家在维西县同乐乡傈僳族村子里的四姐刚刚生了头胎，是个儿子。婆婆很高兴，逢人就说自己选儿媳选得好，头胎就给老龙家添了香火。

婆婆是喜欢四姐的，当年她看中隔壁村最能干的姑娘四姐，一定要讨来做儿媳。四姐的亲妈本来已经给她相好了另一头亲，结果婆婆叫儿子带四姐回家吃了顿饭，把家里全部的白面做了两大个白面饼子给四姐吃，四姐就推了那头亲，嫁过来成了婆婆的儿媳——村里人后来一说起这事，就会拍着大腿感叹：她就是吃了他家两个白面饼啊！

四姐跟亲妈翻了脸，嫁到龙家。小龙样子帅脑子聪明，可是从小娇养，不会干农活，倒像个纳西师爷，只会拉拉弦子唱唱歌、四处串门打打小麻将过日子。四姐跟婆婆劳动养活一家五口：公公身体不好，干不了活，小龙有个妹妹，那时年纪还小。生了儿子之后，家里成六口人了，靠几亩农田山地养活这一大家人，四姐想买瓶雪花膏也要攒很久钱。

四姐把儿子留在家，独自跑到德钦县城做小买卖。那年代，从维西带点药材山货到德钦，虽然卖不出几个钱，但比起十指插地背朝天种田，一年还是能攒下千把块钱来。可不幸的是，单出单入的四姐被男人盯上了，按村里人委婉的说法：有天晚上，她在小客栈里被男人“嚇”到了。那之后她没敢再待在德钦，就回了维西。

公公跟婆婆一直不合，这一年又打又吵越发闹狠了。也不知公公难受到什么程度，竟然去找了一颗炸药，绑在胸口，把自己炸死在自家堂屋里。从县城回家的四姐不知情，晚上打着电筒回来，整个房子都黑魆魆的，先推门进了堂屋，电筒一照，四下里墙壁上都是血和破碎的残衣碎肉，公公的半个脑袋粘在正面墙上，四姐脚一软，晕倒在堂屋地下。

公公这一炸，家里人都变成了活着的尸体。四姐也不知道爆炸之前家里发生了什么，可是炸了之后日子还得过下去，日出日落，种田采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四姐怀上了第二胎。那时候她和小龙两夫妻的关系变得不像亲人像仇人，几乎没有哪天不拌嘴。生了女儿的第二天，小龙一脚踹到四姐肚子上，她大出血。婆婆也不再表扬儿媳妇了，看着半死的四姐，活像没看见一样。

血气方刚的我从珠海一家电脑公司跳槽出来，进入了刚兴起的房地产行业的时候，四姐把儿子和女儿留在婆家，又去了当时还叫做中甸县的香格里拉打工。小地方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四姐最后还是摆起山货和药材的小地摊。小龙偶尔来一次，一来就伸手要钱，有钱他才能买油买日用品回家，四姐没钱给的话，坐了十多个小时车，疲惫加上失望的小龙伸手就打，一耳光下去脸就肿半边，一木棒下去腿就紫一块。

中甸生意不好做，加上四姐那时候开始失常，没过多久，她又转回维西老家。这次在婆家没待两年，婆婆就把她赶回了娘家。

澳门回归的那年，解放军在拱北关口列阵迎接，拱北向北的迎宾大道上游行队伍欢欢乐乐地前进，拱北往东的情侣路上我正装修新买的房子，在维西同乐乡下娘家的四姐已经全疯了，她晚上把床褥拆下来洗，晒到院子里，自己则睡在地上；娘家人做的饭，她不肯吃，说有人放毒，自己在村里拣垃圾剩食果腹；家里有一台很破没法骑的自行车，她要骑去县城，其实是半推半扛着，早上走去县城晚上又走回来；高兴的时候，鸡还没叫她就爬到屋顶上又唱又跳，或者跑去县城大街上又唱又跳——人家看她实在疯得不行时，会扯着她悄悄说：你家老倌来了！她立刻收声敛息逃走，大家都知道这一句话就够镇住她，当年小龙打得太狠了。

二〇〇一年，我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有了面朝大海的独立办公室。这年的某一天，四姐出奇安静，一整天没出她那间屋门，七弟路过她门口，她嗫嚅了声：我肚子痛。七弟也没当回事。谁知道当天晚上四姐就大出血死了。

二〇一六年八月的这个下午，我香格里拉的家里，五嫂坐在我对面，讲了四姐的故事。

她的大儿子今年二十五，女儿有二十了，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们记忆中的妈妈是好的模样还是疯的模样。

四姐已经走了十五年，她娘家留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非常好看，“四姐太可惜了，真是漂亮啊！”五嫂在故事的结尾说，跟她开头时说的一模一样。

——谨以此文追忆四姐，

横断山区莽莽大山里一位不幸早逝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