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王建卫

2009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选择在山西绛县召开了全国新教育实验区工作现场会。绛县，位于山西南部中条山西北麓，面积 982 平方公里，人口 28 万，学生近 4 万人，学校 137 所，4 所高中，14 所初中。县城不大，四面都被乡村包围，不过是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地方。

但到此时，绛县做新教育的实验改革已经有近5年的历史，成为新教育实验比较成功的区域之一。见面后绛县教育局局长陈东强对朱永新说，我们是不是十年之内都不要宣传，不报道？但朱永新难抑激情，他回到北京后还是在文章中对绛县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赞美。

新教育旧教育

朱永新就是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这位前苏州市副市长在2008年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说，“这个‘新’不是另起炉灶的意思，任何教育都不可能另起一套。新教育是要回到原点，因为最好的教育，就是回到原点。”

原点在哪里，这是一个仍在摸索的过程。具体怎么做，也是一个一边探索、一边总结的过程，这和绛县的教育之路是一致的。

2005 年，陈东强偶然在报刊上看见有关新教育的报道，觉得跟自己在绛县的实践有很大的相似点，只是此时的新教育实验已经逐渐具备了一套可以实行的思想体系，也具备了一个高水平的教育研发团队，这都是绛县所缺乏的。

陈东强随后带领绛县教育大队人马赶往成都，参加新教育团队在那里举行的年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调研、探讨，绛县去的很多人认可了新教育的理念和做法。陈东强说：“他们和我们在行动理念上都比较一致。像教给学生一些有用的东西，教师的价值趋向，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六大建设、三大课程等，都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不过陈东强又跟朱永新说，绛县将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做新教育，可能会和新教育的标准模式有些不同。他以为，教育不可能在所有地区采取一样的行动，教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绛县有绛县的特殊情况。

温和渗透

绛县的改革没有运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而是采用了温和渗透的方式。

从成都回来之后，虽然认可了新教育的一些理念，但是教育局没有发文强制要求全部学校实行，而是采取了鼓励的政策 ：无论哪个学校觉得适合，都可以采用。做得出色，县里表扬。

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绛县最容易做的就是“营造书香校园”部分。可绛县经济条件有限，在当时国家规定的课程都上不全，孩子们就一本教材，所谓“书香校园”简直就是神话。  

教研室主任牛心红说：“我们要求在每个教室后面有一个图书柜，图书要自己想办法，学校买一点，学生自己买一点，社会捐赠一点。后来朱永新教授捐了 50 多万元的书，才基本解决了问题。按照新教育‘阶梯阅读’的模式，平均 8 个孩子一盒，一盒 12 本，他自己选择，愿意读什么就读什么。”

书籍少，12 本很快就读完了，只好再想办法。后来觉得反正学校只有 100 多所，干脆就想出了“共读”的策略，先是几个学校的书籍轮流交换，后来逐渐扩大到所有学校，美其名曰 “书漂流”。如此循环下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为下一批书的准备创造了空间。

但“书香校园”多少还是硬件的建设，新教育的其他部分则都要涉及到具体的课程内容或者技术方法。从形式到内容，就需要专业团队的参与了。

县里的专业团队就是教研室，因为任务逐渐清楚，教研室也慢慢成为了关键的环节。

用行政去行政化

2005 年，牛心红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有个叫王立娟的老师课堂教学非常优秀。进而发现她不断在写随笔，进行教学反思，不断观察自己的学生，进行改进。牛心红就觉得，为什么这样的好老师不进行提拔呢？经过努力，她吸收了王立娟进入教研室，同时局里特批王立娟利用半年的时间，跟着新教育研究中心学习体验，然后再回来传授心得经验。

教研室随后变成了理论中心和先进经验的中转站。每实行一个项目就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室，每个工作室一个组长，一个组里面六七个人。到了暑假寒假，或者平常合适的时候，就把优秀的榜样教师集中起来讨论下一步怎么办。然后分配任务，做好展示预案，在解读过程中大家分析、修正，最后做成课件挂到网上推广。

教研室在推出榜样教师榜样课件之后，再到各个学校调研具体的实行情况，再修正讨论。同时把做出独特风格课程的比较优秀的教师请出来，在一定范围内演讲培训，如果比较成熟了，再发布推广会，送教下乡。

到 2010 年，牛心红的教研室团队小学方面已经具备 8 个工作室，包括午读、共读、农历课程以及常规的语文、数学工作室等。

陈东强后来表示说，“在新教育推广过程中，教研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不但是新教育，其他地方的教育智慧，也来到这里综和、加工整理之后放到了基层。”

教研室在实际上还改变了教育局的整个行政属性，让绛县的教育行政中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吸纳基层优秀骨干力量，并不断扩大的一个漩涡中心，成为了一个实际的教育共同体。不但在教育研发操作上去除了隔阂，在人员的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的转换上也构成了变革：榜样教师在教研共同体中的参与和被吸纳，贯穿了从基层到行政领导层的中间渠道，把原来教研室（或教育局）指挥校长，校长指挥老师的纵向关系更改成了平行关系。

新教育实验的核心成员铁皮鼓总结说，“在区域教育中，通过教研室的转换，极可能形成教育局、学校为教研室及榜样教师提供强大的行政资源支持；教研室为榜样教师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持尤其是学术资源的支持，包括搜集整理相关实验资源，对实验进行指导并协助攻关等 ；榜样教师在两方面的支持下开展实验，并将经验及教训随时反馈给教研室，方便教研室汇总各种资料并做出学术判断；教研室以及榜样教师的卓越工作，又为教育局制订实验方案以及工作计划提供参考……这样的良性互动。”

这样的做法也十分高效，牛心红在介绍中无不自豪地说，“我们针对这学期的课程，做了15 个课件，在学期教学上课之前基本就做完了。当然这个是参考，适合了就用。认为不适合呢，你可以修改，毕竟做课件的老师都是比较优秀的，她有很多东西可以借鉴，不是么？”

教育生活化

行政化的推广普遍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如果推行变革的当政者不在位了，会不会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这个问题朱永新在推广新教育的过程中不断遇到，他在绛县的时候也问过陈东强。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也问及了同样一个问题。陈东强的回答比较简单，“我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做这个不是为了我个人，不是为政绩。人不可能完全服从某一个人，但是服从真理，如果为了学生，为了真理，就不会变，因为它是好的。”

但是朱永新的观察更进一层，他发现绛县教育局能够把新教育实验这个民间项目落实并成功本土化，确有过人之处。

2008 年，陈东强在绛县人大大力游说，于当年 8 月 29 日，在绛县人大主任韩延海及常委会的同意下，成立了“绛县教育发展促进会”。促进会把很多政府核心官员卷入其中，并制定章程，按时给予绛县优秀教师和学校奖励。

促进会的功能除具备物质奖励外，事实上还从政策角度确定了绛县对教育发展的支持，保证了教育政策不会“因人用废”。

陈东强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发展的绛县，因为起点比较落后，但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走得快一点？所以把教研作为第一生产力，做一个教研的绛县，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学研究，努力落到实处，这些得到县政府的高度支持。”

更让朱永新感到放心的一点是，“山西绛县目前全县所有的学校，每天早晨都用一首诗开启新的一天，每天中午有 40 分钟时间共同阅读，全县 3000 名教师有 2000 多人坚持开教育博客，记录自己的教育生活。”教育的扎根，在于教育已经生活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教育生活化的历程其实很早就已布局，陈东强在担任教育局长的前两年就开始对课堂质量进行严格管理。新教育实验开始后，他们发现内容中同样含有“三大课程”研究——新教育儿童课程、教师专业发展、构建理想课堂，与自己的做法不谋而合，只是更系统。

牛心红说，“我们就逐渐规范我们的阅读，按照新教育的方式，每天早晨 15~20 分钟时间晨颂，然后是午读、暮省，但是读什么就看哪个老师比较优秀，就让这个老师来选，在全校老师面前做演讲培训，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再做成 PPT。每一个细节都以‘榜样 + 底线’的方式，让优秀的教师带动起其他人，慢慢都做起来了。”

新教育的“六大行动”——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建设数码校区、构筑理想课堂，几年间都依次按照实践条件推行。到 2009 年，从陈东强到学校的很多教师，都写下了数十万字的随笔。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孩子们的日记写完后即被学校保留。东村小学校长说，这些要直到毕业后发还，以便孩子从中找到自身成长的轨迹。

绛县还结合乡村的特点，把一些传统的风俗、劳作融入到学习中去，比如新教育团队开发的“农历课程”即按照节气的特点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设计，诗歌也按照自身学校的特点进行安排。

从微观到宏观，对教育细节的专业研发和对行政力量的有效利用，让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苗宝泉满怀信心，“我们的底线越来越高，教育的追求是肯定不能停止了。从一个高水平一下降下来，能那么容易吗？”

新教育引领新教育

正像陈东强与朱永新说的那样，绛县的新教育实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的。2005 年，新教育实验在绛县刚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就在调研中发现，新教育的六大建设之一“双语口才训练”不是很符合实际条件，乡村小学多数缺乏专业英语人才，学习器具也相对不足，在英文的教学中困难重重。经过和新教育团队的长期互动磨合，“双语口才训练”最终变成了“打造卓越口才”。

他需要本土化，只靠一支团队势必有利有弊。因此到 2010 年，除了新教育实验，绛县同时进行的研发互动项目还包括中央教科所的“有效发展区域教师专业发展”、上海华师大的“发展教育质量保证”、教育协会的“搭建学生自主学习的行动研究”，以及多个课堂改革项目。

绛县财政有限，对于教师、研发队伍的“走出去”有一定的困难，但在“引进来”则不遗余力。通过各个参观团、各个能够接触到的专家团队都力所能及地吸引进来，变成为己所用。

新教育也是陈东强的梦想，“正如朱永新教授说的，他是出来先喊一嗓子的人，新教育是大家都在做。我们和他初衷是一样的，新教育是所有有志于中国教育的人都在做的事业，它应该汲取全人类最好的经验。新教育希望能够追求幸福完整的生活，这个追求，我们会按照这个本意或内涵，结合本地特点，把路子走得更好一些。”

变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事件。

编辑 李丰池

                                                                             摘自《校长》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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