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前者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后者成书于春秋中期。但《诗经》所收的作品起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甚至还有更早的殷商时期的作品(如《商颂》)。所以《诗经》的产生要比《内经》早数百年的历史。这两部著作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思维方式却极为相似。研究二者的共同点,不仅可以窥见《内经》在思维方法上具体所受《诗经》的影响,还可以寻觅古人的思维轨迹。因而对界定中医的学科性质都有着重要的价值。而界定中医的性质乃是当前发展中医首要解决的问题。《诗经》与《内经》的一般关系,除《诗经》中记载有许多植物药品如葛、苓、芍药、蒿、芩等外,还有“阴阳”一词的出现(《氓·公刘》)。这里重点研究的是它与《内经》的特殊关系——表现方法。《诗经》的表现方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对具体事物的直接描述。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直言之也。”如“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东山》）在《内经》中,运用赋的手法亦较普遍,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曰:“木形之人,比干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苍色,小头,长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比,按朱熹的话说,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无论比还是兴,都是用事物的具体形象来表达一定的意义。以形象的暗示代替理性的说明。
“比、兴”的概念,曾见于《周礼》一书。《周礼·春官·大师》说:“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据郑玄的注释,比是“取比类以言之”,兴是“取善事以喻劝之。”皎然在《诗式》中说:“今且于六义亡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有人认为,“象下之意”这句话,可以说是接触到形象思维的特点:形象与意义的联系。我国著名学者蔡仪亦认为,诗的赋比兴不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形象思维有这样三种方法的不同。这些都说明赋比兴是形象思维。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内经》的比类取象之含义从上述的引文中亦随之得到了解释。高亨说,以具体之事物表达抽象之道理,是谓取象,取象近于诗歌中之比兴。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比类取象与比兴的关系。亦说明了比类取象是形象思维。尤其是“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这更适用于理解比类取象。
因为《内经》正是用比类取象的方法,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阴阳五义五行五类进行了演绎分类,这很相似于形象思维的典型化过程。《内经》成书的时代,正是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的时代,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地理等都有相当高的成就,大自然中的信息又无一不与人类无关。医学想要包罗万象,将这样庞大的知识体系凝聚起来,用单纯的逻辑思维是不可能的,它必须以当时的哲学内容阴阳五行为基本框架,用比类取象这个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将各学科的知识结为一个整体,建构起《内经》特有的理论体系。有人认为,比类取象是一种逻辑思维,将它与形式逻辑中的类比推理混为一谈,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比类取象始终是以形象示意,并非抽其概念逻辑证明。即使在《内经》中有些地方运用了既有比喻性质又有类似类比的一些方法,其根据亦是很不充分的。它仅仅注意了事物的相似性而忽略了事物的差异性。而且这种相似仅仅是现象上的相似并非本质上的相似。此外,比类取象所取的形象之间的联系,拿现代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本身就是非逻辑的。如心怎么能和火联系在一起呢?
《内经》中还有象《诗经》一样直接运用比喻的手法,抽象的概念使之形象化具体化。如“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灵枢·营卫生会篇》)。”除赋比兴外,《诗经》还广泛运用夸张的手法。夸张一般要通过比喻。如:“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王风·采葛》）三月、三秋、三岁都是夸张。《内经》中天人相应思维的表达,实质上亦是夸张手法的运用。把人体比作小宇宙,你看夸张了多少倍。这种夸张不是为了加强感染力,而上为了显示道理。通过夸张不仅强化了中医宏观观察事物的观点,而且亦增加了《内经》的模糊性与神秘性,亦为天人相应的思想架起了桥梁。不过这种夸张是变形艺术的夸法。
《诗经》中还更多地运用了象征。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硕鼠》)”硕鼠是奴隶主的象征。《内经》亦普遍运用了象征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这既是比类取象,又是象征术的运用。风可以象征木,木也可象征肝。肝风内动,谁也不会理解五肝脏内真的起了大风,而把它看作是一种病理的象征。象征与比喻有一定的关系。但《内经》中不论象征还是比喻,往往把所象征或比喻的事物在属性上化而合一,消除了二者间的逻辑屏障。如肝具有木的属性,心有火的属性等等。这种将人的生理病理现象与大自然中自然的属性溶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很相似于《诗经》中的“移情”。
“移情”一词是由德国心理学家立普斯提出的,它出现于十九世纪。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并未见到这一名称,但它的核心内容在《诗经》中却不乏其例。《诗经》通过比兴手法,将景物与心情联系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亦就是一般所谓的意境。这亦正是“移情说”的核心,即达到情与景、意与境、心与物的交融统一。黑格尔认为景物与心情的这种契合是与人的生命力向自然物的“渗入”分不开的,康德称之为“暗换”,亚里士多德将它称为“隐喻”。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内经》运用比类取象、象征、比喻、夸张等手法,将生命现象移植到自然物与自然现象的属性中去,这样才使天人相应起来。在《内经》中,还有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就是问答式,即黄帝问,岐伯答。这种方式与《诗经》中的“唱和”形式十分相近。《诗经》中有许多作品都是用唱和形式表现的,其中有不少又采用问答式。如[唱]:于以采蘋？[和]:南涧之滨。[唱]:于以采藻？[和]:于彼行潦。(《召南·采蘋》）古人把这种表现方式运用在《内经》中,亦可能就是黄帝问岐伯答的雏形。
《诗经》的诗,为了便于歌唱,歌词与音乐结合,所以具有明显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除与押韵、字句配合和谐外,更主要的是文字精炼常以四字一句为其特征。《内经》中这种句式亦处处可见。正如孟庆云先生所说,中医“有些治疗法则的语言具有文学艺术性,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征。常用取类比象以喻医理,用四字句的艺术语言来概括。”从前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内经》和《诗经》在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上很多地方基本相同。而最主要的就是二者都是形象思维。《诗经》属于艺术是公认的,但《内经》的学科性质呢?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接观照,或者是形象中的思维。”他又说:“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
哲学家用三段论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所以判定《内经》及中医的学科性质,不能以其内容来衡量,而应以其表现内容时所用的方法。亦不能以其效果来判断,不能因为中医能防治疾病,就一定是科学性质的。因为艺术亦可以有科学的效应,我们不能将效应的性质误认为就是产生效应的事物的本质。从艺术的角度对待中医,就会对从科学的角度观察时产生的许多误解得以澄清。如有人说,《内经》中想象与臆测的地方太多,是不科学的。
正是如此。因为它是形象思维具有艺术性质,它就必须想象与臆测。正如没有想象就没有诗一样。高尔基说:“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的思维,是‘艺术的’思维。”由于形象思维,《内经》与中医又具有了美学价值。
黑格尔曾说,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只要明确了中医的艺术性质,近百年来对中医“科学与不科学”的许多论争就可以迎刃而解,对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中医本质而陷入困境的就会解脱出来。用繁荣艺术的方法去发展中医,就会加快中医前进的步伐,就会使中医焕然一新。既保留中医特色,又有现代风味。就象建筑艺术一样,既可以有古典的民族形式的样式,亦可以有西方现代化建筑的造形。它可以与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但始终不能脱离造形艺术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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