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贵相太常，儒风醇厚

武威儒学在西北的高度，不仅仅是考了几十名进士，出了几个有影响力的学者或大家。关键，是经过千百年的士风开化、儒风熏陶，最终影响到了武威人文化人格的形成。儒家学说最核心的价值，是读书人必须有开化世风、引导社会、经史致用的作用，必须把读书人的文化人格摆在最高的位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只是文化人格中最本我的一种。看一个地方教育的高度，不是看送了几个清华、北大，而是看培养了多少有独立人格、有道德情操、有信仰追求的学生。看一个地方官员的高度，不是看简历中有无“在职研究生”学历，而是看有无造福一方的初心使命与实干精神，有无对底层人的人生疾苦给予人文关怀之心。

清代初年，西北学者还多抱残守缺，不能顺应时代学术潮流。文人之间，挤兑相轻，缺乏交流，甚至视所学如祖传秘方，不能经世致用于社会，不仅仅是凉州的风气，而是全国全省文场上的众生象。但到嘉庆、道光之际，武威学者们，开始畅开胸怀，拥抱时代，开放交流，站到了经史致用的至高点上。这个风气的开化者，带头人，并对武威文人形成影响者，就是张澍。其时，西北学者只有张澍精通经史，与全国著名学者如孙星衍、任大春、俞曲园等并驾齐驱，为学术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了一个张澍，武威的文化高度陡然上升到了“儒风醇厚”的高度。

这样的高度，看起来有点孤单，但却是儒风开化的一个标本。在科举时代，能支撑读书人苦守寒窗、苦读经书的理由，就是为了“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就是为了企盼“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想学好了，考出去，当官，当大官，骑骏马，到皇帝身边去。即是现在的武威人，逼娃子苦读书，大多数还是为了做官，把官做得大一点，让祖坟里的青烟冒大些。但张澍用他辞官就学经历，实现了对这一传统思想的突破。他告诉了武威人，做官好，但做官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不是人人的天赋，都适合做官的。受张澍的影响，武威儒学，不论是制度建树，学规堂训，还是教育之本，办学宗旨，开始不再以培养“官本位”思想为主的仕子为办学宗旨，而是培养人格独立、德才兼备的人才为宗旨。

文庙的风铃能够580年叮铛作响，余音缭绕，除了浓浓的文风脉气外，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儒风醇厚”的人格力量的贯注。对这点看法，我思考了很久，并无夸大、奉承、讨好武威人的意思。对一个教学和文人朝拜的圣堂来说，这种人格的精神，人格的力量，便是武威文庙名响西北的灵魂，或者说，是武威儒风的灵魂。因为在清末，武威确实产了有影响力、有人格魅力的文人和文官。在他们出众的才华与出众的人格魅力之间，令世人更加崇敬后者。

有了文化人格的力量，武威文庙就成了武威人精神和文明价值层面上的一个集结地。而与它相伴的儒学院则将这种精神和灵魂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传递了下来。这一点，历代儒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光绪元年（1875），李铭汉创办雍凉书院，担任山长时，就倡导“明德博识”的学术主张，提出了“行已有耻，勤学好古”的主旨。他们所制定的学规、学则、堂训、条规等等，现在我们虽已难见其真实的芳容，但从武威文官们血液里流淌出来的精神内核中，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是不是以振兴武威文化为目的，就不好说；但是以道德修养约束学生行为规范为前提，最终以培养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人格正直的文化人为着眼点。这倒是确实。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因此，这座气势磅礴、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了武威文化人人格精神的冶炼所。这一点，不仅是武威人自己关注的焦点，连皇帝老儿也对武威文庙和儒学院的这一功能垂注再三。

清康熙十一年，康熙皇帝发了一道命令《圣祖御制训饬士子文碑》，即没发往山东孔庙，也没发往云南孔庙，却发给了武威文庙，由武威文庙尊经阁保存。康熙这道命令的核心要义是，他要求读书人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是要有德。康熙训“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又训“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要他们“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轶”。如果“隐粮包讼，出入公门；或唆拨奸滑，欺孤凌弱；或招呼朋类，结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 康熙这份“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办学命令，对武威文人与文官的人格形成影响很大。

如果说，康熙是在用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建构着他的“文化人格学”，那么，武威文人则在用自己的魂魄之火冶炼着人格上的大道义，大精神，充实诠释着康熙“文化人格学”的具体内容。说俗点，清朝武威人的这种文化人格魅力，就是醇厚儒风教化出来的与人为善，仗义疏财，扶危挤困，厚天伦，敦信义，爱才惜才，舍己度人。再俗点，就是武威人能帮衬武威人，武威人能抬举武威人，武威人能善待武威人了。文人之间少了相轻撤台之病，多了相互抬爱之风；文官之间少了阿谀之风，多了与人为善的情怀。这是武威千百年儒家文化所养育出来的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地方，如果一切的文物，一切的学术著作，最终开化不成一个地方崇文尚德的人格之美，化不成人文化成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的汇聚，并得以传承，那这样的儒家文化积甸必定是一锅夹生饭。

嘉庆十三年的武威进士潘挹奎，就是一位身在京城、心系家乡学子的典范。因着他，“武威人能够帮衬武威人”，亦就成了在外求学做官的武威人的精神家园。潘挹奎在36岁时考中进士后，即被授予吏部考功司的主事。他在京城做官期间，爱交朋友，性格豪放，品行敦厚，常能仗义疏财，扶危挤困，帮助武威赴京考试的学子。那时，武威每科到北京会试的有一百多人，发榜后往往还要留下十多人。他把官薪的大部分都用在了帮助赶考的家乡学子身上，自己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对于那此考试落榜的学生，潘挹奎除了提供给食宿外，还亲自给他们补习功课，指点经史，他的家成了北京城里有名的“潘歇家”，成了武威学子们的“驻京办”。

张澎成名后，这样评价这位专管提拨人才的武威老乡：“近世如君厚天伦，敦信义，履艰险而不渝者几人！如君轻赀财，扶危困，以友朋性命者几人。”

张澍由官吏走向学者，并闻名于后世，就与潘挹奎的真言相劝密切相关。这种文人之间的真言相劝，比物质上的帮助更能令人受益一生。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张澍的父亲，本来就看出儿子的秉性，不适合做官，要他做文做人，不要做官。但自家人治不了自家的病。张澍没听父亲的教诲。要不是潘挹奎懂张澎的血性，直言张澍的性格缺陷与所长，张澍还可能一根筋式的，在县太爷这个七品官位置上冷坐几十年。那样，武威就会少一个有人格魅力的著名学者，而多一个被人挤兑、可有可无的官员。

武威人多性格耿直，脾气直冲，语言生硬，说话不会如江南人那样鸟语花香，拐湾抹角，投人脾性，润人肺腑，不论到那里做官，还是治学，都以正直的文化人格为核心。这也是武威这方水土的个性。当为官有损于自己的人格时，宁可不做官，也要保持人格尊严不受影响。这就是武威人的血性。

这方面，又以张美如为最。他于嘉庆十三年与潘挹奎一起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四年授户部主事。这可是祖坟里冒青烟，人人羡慕的肥差啊，但张美如偏偏看的很淡，先后辞了两次官。一次是为敬孝父母，辞官回家；一次是道光二年（1822年）从户部员外郎上辞官，就因为看不惯官场。三年后，朝庭发来诏命，要他赴京复官，但他一笑了之，“优游林下，耽翰墨，悦琴书，引掖后进，以为名教自有至乐。”

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上，在信息传播手段落后的古代，他想不出有比在书院里向生徒们传道授业更理想的学术弘扬方式了。他虽然没有在凉州儒学院教过书，但他先后在苏山书院（今民勤）、凉州天梯书院教书。最后一次弃官回家，又主讲天梯书院、兰州兰山书院，道光十二年（1832）主讲西安关中书院，两年后病逝在三尺讲台上。

张美如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诗、书、画样样精通，被世人称为“武威的唐伯虎”，“武威的风流才子”。特别是他的书法，专攻王羲之、王献之，“直逼二王”，大有《兰亭序》之遗风，字儿俊秀飘逸，清丽洒脱，犹如闺阁中的美丽女子。其画水平之高，可以用清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称赞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澹远似云林，苍厚似大痴。”

让今天的人，去选择张美如的人生路，官都做到户部员外郎了，压根不会离开朝廷当老师的。况且朝庭还在时时招他回去，更不必靠教师来显身扬名。但张美如的人格魅力在于内心有另外的追求，在于经世致用。他崇拜朱熹，朱熹就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老师的大学者。朱熹“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其类之恶矣！”“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极大。因此，他身在京城时，目光就一直关注着祁连山下的一座座书院，捕捉着从家乡传来的种种信息。

这种成熟于清朝的儒雅之风，永远令人敬仰。

武威人抬举武威人，最受益的是李铭汉。

李铭汉在科举路上虽不得志，时运不济，但命中却大得贵人帮助，大得武威人的抬举与栽培。李铭汉的第一位贵人是武威进士尹世阿，他工于经史学术，在江西宜黄为官时，寻访历朝古籍，兼购康、乾学人刻本。后辞官归乡，所携经、史、子集数车，达十余万卷，于凉州城城中建起藏书楼。武威学子纷纷往借，尹世阿先考其所学，再予荐借，一时传为美谈。李铭汉两次科考落榜后，所拜的第一个恩师，就是尹世阿，执礼甚恭，每借一书，必先抄出，然后再三研读。还书日，尹世阿考问读书心得，李铭渗透每次都能对答如流。尹世阿觉得儒子聪明好学，将来必定成器，更加偏爱，精心栽培。此后，常留李铭汉在家中藏书楼读书，随时点拨精要，每晚挑灯读至三更乃归。尹世阿问他读书旨要，李铭汉答：“凡学无外乎致用，凡读必欲实事求是也。”尹世阿叹道：“此真读书种子，吾知云章醇儒矣。”

尹世阿用藏书楼帮助李铭汉的精神，与左宗棠的第一恩师贺长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的做法神似。没有贺长龄，就没有左宗棠。没有尹世阿，也没有李铭汉。左宗棠自幼家门连遭不幸，十多岁时连丧祖父母、父母和长兄，家中只剩下他和仲兄二人相依为命。虽然，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将左宗棠压倒，致力于读书学习。但问题是：你下功夫读书，可凭什么为生啊？买书的钱从哪儿来啊？如果不遇贵人，指不定左宗棠只能是洪秀全第二。一个偶然的机会，左宗棠拜见了因丁母忧回到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江苏布政使贺长龄。那时，左宗棠年仅18周岁，连生员资格都未取得，但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的青年人，丝毫没有鄙夷神色，马上“以国士见待”。贺长龄说：“从此，我的书房，就是你的书房。想借书上我们家来——我得在家里住一年呐——我亲自给你拿。”此后的左宗棠，如鱼得水，每次抱一大摞书借走，看完又还回来。左宗棠看完书，贺长龄刨根问底的问：“这本书写的什么啊？你都有什么想法啊？”最后，贺长龄看到左宗棠真把书都读进去了，才借给下一本书。一年内，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左宗棠经常听到贺长龄“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贺长龄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深深地打动了左宗棠。贺长龄经常勉励左宗棠说：“现在中国刚刚感觉到到处缺人才，你可千万别因为穷，就随便给我找一工作，而把自己的终生大事给耽误了。你是中国一非常有用的人才，将来的前途坎坷。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应该抱有信心，你要记住你是国家的栋梁，你将来的本事一定在我之上。”

诸位，这几句话撂在这儿，要是说的你，你心里也热血沸腾了吧？历史上不是每一个官员都能做到贺长龄对左宗棠，尹世阿对李铭汉这样的。文人相轻，文官相妒者有的是，诸如李鸿章对于孙中山的冷嘲热讽。最终，孙中山则索性发动辛亥革命，把大清朝给推翻了。这就是命运的转机！如果我们现在来想，左宗棠拜会贺长龄，李铭汉拜会尹世阿，贺长龄和尹世阿都说“你谁啊？哪来的啊？无名之辈，滚出去。”这之后，左宗棠对大清朝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李铭汉对武威人是一种什么看法？对他们未来的人格人品的形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这种现象没有发生，发生的恰恰是贺长龄对左宗棠的鼓励，尹世阿对李铭汉的无私栽培。当然，更多的人对于李铭汉的鼓励还在后头呢。

张澍，是李铭汉的第二个贵人。道光十四年（1834），李铭汉再赴西安参加甲午科陕西乡试失败，心情低落。散场之日，张澍亲自召他到和乐巷寓所，畅谈君子时务之道，给李铭汉打气助力。李铭汉随拜张澍为师，以乡弟子受业经史。李铭汉受张澍及关中学术薰染，读书愈勤，眼界大开。张澍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蜀典》等书时，有意挑选李铭汉为他校书，令门人羡慕不已。李铭汉自十四年游学关中，历三年，音韵、训诂二学特出，于史学更是遍览无遗。于是，振衣科场，志在必得。

古浪知县陈世镕，是李铭汉的第三个贵人。道光十七年（1837）秋，李铭汉参加丁酉科陕西乡试时，陈世镕是读卷官，读罢李铭汉策问卷，大呼奇文，优先荐卷。但李铭汉是武威人，终被外籍考官挤兑，第三次失败，陈世镕深为遗憾。李铭汉归里，年已三十，经济窘迫，坐塾城中，虽不废青云之志，犹昼夜攻读不辍，但生活条件大不如前。道光十九年（1839），陈世镕迁职古浪知县，刚到县任，即寄信武威召李铭汉。李铭汉欣然应召，拜在陈世镕门下，一面佐理县务，一面随师学习了五年。陈世镕虽然不是武威人，但他欣赏的正是武威人的正直血性，吃苦精神，他来古浪任知县，便算半个武威人了。所以，他的一生，就着力培养了凉州李铭汉、甘谷王权二人，称为“陈门二才子”。

正是这些贵人与人为善的情怀，成就了日后的李铭汉！

所以，清朝时的武威文化圈，不是一个人在孤军作战，也不是一个人在寂寞前行，而是抱团取暖，相互帮衬，相互抬举，相互关爱，相互激励，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基本看不到“文人相轻”的丑陋遗风与怪象。人生的道路上，即不是独行侠，也不是孤独客，而是形散而神不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处充满着人文关怀。所言者，君子之真言；所行者，君子之真行；所舍者，君子之真舍；所爱者，君子之真爱。

这人文关怀，构成了清朝时武威人文化人格的核心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