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书城不夜，名家风流 

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文化高度，在于有无文化名流。武威人的状元梦虽然没实现，但清朝的武威，文化的影响力，已经名响国内。李铭汉、牛鉴、张澍三位的做人、做官、做事、做学问，成了清代武威文坛的三座标高。

命运最艰难多舛，著作等身的是李铭汉。

李铭汉虽为陇右名士，极负声望，但在科举道路上文运多舛，非常不得志。自道光十一年（1831）初应乡试，至道光廿九年（1849），屡考屡败，先后赴西安参加了八次乡试，才中了己酉科陕西乡试副榜第一，赐副贡生身份。是年已42岁。不要说状元梦，一个举人梦，就让他人到中年，吃尽了苦头。是李铭汉不聪明吗？不是，李铭汉十余岁始入塾馆就学，敏而好学，品学兼优，为时所称。是李铭汉无贵人相助吗？不是，在18年的乡试路上，李铭汉先后遇到了武威进士尹世阿、著名学者张澍、古浪知县陈世镕三位大贵人鼎力栽培，大力相助。是李铭汉无才华吗？更不是，他早精通了音韵、训诂二学，史学更是遍览无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命不由人，大运不济也。

按例，李铭汉考中举人后，应去北京入国子监就学，待考中进士后入朝做官。但李铭汉在求学路上，早把富裕的家境弄清贫了。困于家境清寒，无力北上，于是，绝意科途，九噫归里，从此，专务学问。

为传承家学，李铭汉在咸丰年间典卖家产，搜集、保护、整理了积淀在武威的五凉、西夏、元明诸代图书数千卷，涉及经、史、子、集，尤其对流传本地的宋、元史书大加保护，整理历史资料一百多种近一千多万字，扼其精要，分一百一十件史事总揽全书，辑为一百一十卷《续通鉴纪事本末》，最终形成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宋、辽、金、元史长篇巨制。期间，李铭汉完成前八十九卷后，耗时二十年，年过八旬，一病不起。临死前，叮嘱儿子李于锴，要他坚守学术气节，一定要把全书续写完成。

一个举人的文化成就，早已超越了众多进士，甚至状元的成就。他的治学精神，给后人留下了登高望远的人生阶梯。文凭算不了什么。真才实学，经史致用，才是一个文化人流芳百世的真精神。在这位举人的面前，那些有进士文凭，而无进士才华的人，不论做官还是做人，都矮了半截。

李于锴不负使命，于光绪廿四年(1898)在山东蓬莱完成了后面的二十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于锴在山东将《续通鉴纪事本末》刊刻问世。为了一部先贤遗著，李铭汉父子两代花了六十多年，不离不弃，最终完成了这一武威文化盛事。此书发行以后，旋即在北京、山东、南京等地畅销一空，一时洛阳纸贵。

1936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续通鉴纪事本末书后》一文，呼吁重印此书，说：“不得李氏之书，使家喻户晓，于据撰通史之资料，不无缺憾。”

命运最奇遇得贵，官儿最大的是牛鉴。

牛鉴是嘉庆十九年全国考试的第四名、二甲第一名，“赐进士出身”，不仅做过都察院的右副都御使、河南巡府、江南主考官，还做过两江总督、太子太傅，给咸丰皇帝当过老师。是武威人中唯一给皇帝当过老师的人。仅这一点，就让武威人自豪了几百年，“外地有没有给皇帝当差的，武威就有给皇帝当老师的”。

牛鉴能中二甲第一，是有真才实学，而后能当上咸丰帝的老师，则是一种因缘和运气。牛鉴的家境并不富裕，在武威读书时，他栖身小关帝庙，得河南人王老酒资助，才从凉州步行至兰州，参加乡试，中举后费了好大劲，才到京城参加会试。此时身上的盘缠早尽，鹅毛般的大雪裹着牛鉴，使他饥寒交迫。不得已，牛鉴投宿于香山碧云寺。碧云寺方丈很同情牛鉴，见他写得一手蝇头小楷，功力甚佳。正好醇亲王的母亲许下一愿，出百金想请一部《金刚经》，方丈正愁这活儿没人干，便让牛鉴手抄一部正楷《金刚经》，换得百金以解他的窘迫之境。

真是机缘凑巧，时来运转，醇亲王母亲在拜会皇太后时，手持牛鉴手录的《金刚经》，引起了皇太后的注意，点明要碧云寺的方丈进献相同的经本。方丈无奈，只得实情相告，让牛鉴见驾。牛鉴呆在皇宫，手抄经本，心里急的却是科考在即，只好不分昼夜抄经，赶在科考前终于抄完了《金刚经》，并向皇太后道明了自己的身份，才得以在第二天五鼓开科时进了考场。此后，中了进士的牛鉴，能当上咸丰皇帝的老师，自然离不开皇太后的赏识。如果牛鉴不因饥饿，不去香山碧云寺投宿。牛鉴，方丈，《金刚经》，醇亲王母亲，皇太后，牛鉴，这一系列的机缘，贵人，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相遇，那他的命运可能就得改写。

命运最不适当官，学问最好的是张澍。

张澍，字时霖，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父亲张应举是一名秀才，靠做塾师维持生活。张澍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不过他自幼聪明，又受到父亲的教导，因此饱读诗书，24岁（嘉庆四年）就考中了进士，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张澍因“未馆选后”，请假回武威省亲，真是荣归故里、光宗耀祖。

初冬的凉州城，已是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张澍回家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连日里，张家的宾客络绎不绝，亲戚朋友，全都赶来贺喜，所有的贺词赞语都是子贵父荣。当全家都在沸沸扬扬的时候，父亲张应举却显得较为冷静。一天夜里，把张澍叫来，围坐在火炉旁，父子俩畅谈了一夜，给张澍讲了为官和作文之道。张应举知道儿子的性格，他用多年的人生实践和经验告诉儿子，要做文做人，而不要做官。

张应举告诫到：“近时才俊之士，多讲汉学而厌薄宋儒，小子慎毋。而宋儒于制度名物诚不如汉儒之得真。然探索义理细入豪芒，使人省惕以检束身心良，可师法未容轻訾议也。圣贤教人莫过于改过，自以为无过而过乃丛集矣。孔子自言无大过，尚不能必小过之无也。颜子不贰过，盖知之未尝复行也。子路喜闻过，故令名巫于无穷也。今之人闻人言其过，则悻悻然，怒于色，呶呶然，怒于言。夫饰非者必拒谏，交过者必招，尤以小过为无伤。是谓小人改过而不吝，乃成大圣，尔小之其慎之。世皆言李斯劝始皇焚书坑儒，其言启于商鞅、韩非子云。商君教秦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遂公家之势，禁游宦之民、显战耕之士是燔诗书之议，本于商鞅、李斯踵其后而扇虐烱耳。”

这是张应举留给儿子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透过这些文字，足以显见张应举在研究今文经学方面的独到见解，也透露出今文经学在雍乾嘉间的复兴。张澍虽然把父亲的告诫记入了后来的《庭训述》中，但他那时年轻气盛，自己的理想还是想做官，并没把父亲的告诫当回事。进翰林两年后，他被调离京城，任贵州省玉屏县知县，从此开始了边地仕宦的生活。但作为一名官员，张澍并没有受到重用，就因生性刚烈，经常得罪人，不适合京城工作，只能被分配到贵州、四川、江西等偏远县城任职。

这一点，武威进士潘挹奎看得很清。一次，他俩在京城一起喝酒时，谈到为官与做学问的事时，潘挹奎就直言张澍刚直不阿的脾性，只适合做学问，不适宜做官。潘挹奎说：“从你的才能来讲，你著书立说可以传世；从你刚直不阿的脾性来说，很不适宜为官。”而张澍从小的抱负偏偏就是为官，自己也知道自从进入政界后，处处感到不协调，但还是想“做一个当代的循吏。”潘挹奎听了哈哈大笑：“你性方而不圆，常直言不讳地揭人家的短处，你在官场上怎么能混得下去呢。” 潘挹奎这一笑，猛然惊醒了张澍，再想起父亲的告诫，知道自己的人生路该怎么走了。

从此，张澍走上了治学的道路。他一生的著述颇丰，撰写有《养素堂文集》35卷、《诗集》26卷、《春秋时人名字释》等等，已刊、未刊著作不下七八十种。张澍的姓氏学研究亦自成一家，上承乾嘉学术之精髓，下启道咸学术之创新，他将一生的精力全部用于姓氏学研究，共写成姓氏学著作近二十种，在清代学者中绝无仅有。其《姓氏五书》被后人誉为“绝学”。张澍在敦煌学的研究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提供了相当多的敦煌史地著作和文献。在地方方志方面，著有《凉州府志备考》，影响很大。此外，张澍又是一位高产诗人，据不完全统计，他曾作诗三千零五十一首，可谓产出颇丰。正是凭借学术上的成就，张澍成了有清一代甘肃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最终，成了我国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姓氏学家、方志学家和文学家、第一位研究敦煌学的人。

张之洞惊叹他：“才气无双，真乃异人也。”

梁启超赞誉他是乾嘉间的一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