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禄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先后“接见”了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这些闻名海内外的“大探险家”，他们的探险某种程度上献给了自己钟爱的“文化”，为什么要打上引号了？这中间的辛酸，我们的辛酸，有谁能够给我们一个圆满的解释。

1909年伯希和挑选了一批书，在京城请教专家，这时的中国人方知在西北的荒漠中有这么多宝贝。罗振玉先生于该年来到北京的伯希和处，见到伯希和盗买的敦煌写卷，唐人写本等，当即拍照10余种，又就其部分内容编写《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等，陆续罗先生还做了很多工作。罗先生虽然一生以以遗老自居，于传统文化，确切的说是于传世文献，有不世之功。在学界罗先生享有崇高的声誉，在甲骨文研究中，罗先生是“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有人曾评价他们的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罗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个积极搜集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中国人，从罗先生开始，很多大家名家陆续开始了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这些人也是最可爱的人，更是最值得敬佩的人。

刘复，这个名字估计大家不熟悉，但说刘半农肯定大多数都知道了，一首《叫我如何不想她》红遍大江南北。正是这个看起来“飞扬跋扈”的书生，1925年，在巴黎图书馆见到了敦煌文书，细心悉心浏览文献，回国后刘先生写编了《敦煌掇锁》，听陈老师讲座，似乎刘先生是第一个从欧洲海外求真的第一人。另外，罗振玉先生在日本见到吐鲁番文书，回国后编写了《高唱磚志》。

刘先生最著名应该不是在文化上的突出业绩，应该是和鲁迅先生那段“恩怨”，让人总是唏嘘不已啊。

时间一下子到了1934年，当时北海图书馆馆员王重民先生，受图书馆派遣，在巴黎图书馆停留五年，众所周知，王先生是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专家，整理出了《敦煌古籍叙录》。

王先生笑起来很好看的吧？由衷敬佩王先生和像王先生一样的人。

也是这一年，当时中山大学的姜亮夫先生，也停留在巴黎图书馆，而不同的是，姜先生是自费，这也显得姜先生更加震撼人心。没有钱，但是胶卷拍照要14法郎一张，姜先生省吃俭用，孜孜不倦，后整理出二十四卷《瀛涯敦煌韵集》。而这部书的成书过程，更是让我们后来人着实敬佩，因为那个硝烟战火的年代，成书的底稿毁于战火，这部书后来是靠着姜先生的记忆和一些笔记写出来的。

着实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欧洲另外一个“拥有”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地方——英国，似乎没有任何消息。1935年，向达向觉民先生受北图派遣，在伦敦博物馆准备进行这些文书的整理工作，却受到了当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翟理斯的百般刁难，从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向先生仅仅看了500份卷子。但就凭着这些，向先生整理出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伦敦的敦煌俗文学》。

向先生下边的照片就是翟理斯，看看吧，他们这些人确乎把我们的东西当做了他们的。

1938年，留学日本的金祖同先生，在一次展览会上，看到了一批出自吐鲁番的唐代官府文书，于是设法拍照带回国内，到底是怎么设法的，我就不甚清楚了，回国后著《流沙遗珍》。传金先生少乃神童，聪慧过人，10余岁时就与章太炎谈殷墟论甲骨，是郭沫若先生的私淑弟子。惜乎，没找到照片！

这样在海外流失敦煌、吐鲁番文书最多的国家，都已传回福音，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除了一个国家，那就是俄国，后来应该叫苏联了。建国后，我们和苏联老大哥还亲密的很，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有心将流落至俄国的文书进行整理，通过协商，苏联老大哥也答应了，而不幸却发生了，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此时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了，没了下文。

郑先生的逝世也带走了民国一代文人努力的缩影，而下一个时代，来临了吗？

世事变迁，当我们回首这段往事时，从最初对斯坦因等人的愤慨，到对这些可歌可泣可敬的前辈们的敬意，我们心中总是感慨万千，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从那个遗失的文明中走出来的敦煌、吐鲁番文化，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为父母之邦文化作出贡献和巨大努力的人，向他们致敬！

他们真的是最可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