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笔者发表于2012年8月4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中的一篇文章的底稿。本文标题与发表文章标题不一样，内容也有改动。也欢迎大家查阅本期《证券市场周刊》。

目前对招行“二次转型”成效的评价存在哪些偏颇

自招行2009年末提出“二次转型”以来，关于其“二次转型”成效的报道研究就层出不穷。

有些研究从短期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变化来考察招行的“二次转型”，认为资本消耗未得到缓解，笔者认为此考察方法本身就有失偏颇，因为核心资本受净利润、再融资、分红影响，不综合考虑这几个因素，单看核心资本很充足率数据短期变化，无法作出客观评价，例如2011年半年报公布的核心资本充足率7.81%比2010年末公布的8.04%低，这当中固然有总资产规模扩大，加权风险资产增加的因素，但也受半年报前2010年度利润分红派息60多亿影响，核心资本虽有半年业绩补充，亦有这60多亿分红的扣除。

另有一些研究通过观察2010年和2011年招行的贷款利率水平、净息差水平提升较快，尤其净息差跃居行业上游水平，认为招行“二次转型”初见成效，其实这是招行在加息周期下的优势，过去2004年到2008年加息周期，招行已经是如此。烈火才能见真金，笔者认为，经历过2009 年同业中唯一的业绩倒退，招行如能在2012年开始的降息周期中，保持合理的资产结构特别是贷款结构，保持净息差不处于行业中下游水平（因招行活期存款占比较高，在降息周期中负债成本下降不如同业明显，降息周期净息差的改善主要靠资产定价），方算贷款定价能力得到提升，而且，只有贷款定价能力的提升不是以提高资本消耗的代价换来的，才算是“二次转型”取得成效。

另外，以上两种看法，均只各自考虑一个方面，但招行的“二次转型”提法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即一方面要提高贷款定价水平，另一方面又要降低资本消耗，其内涵就是以提高贷款定价水平为主要手段，降低资本消耗，换句话说就是提高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减少或避免再融资，因此上述两种看法未能给招行的“二次转型”成效作出合理评价。

笔者认为，通过“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招行的“二次转型”成效。

为什么用“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

首先，核心资本充率本来就是一个监管指标，其计算公式的分母“加权风险资产”是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计算出来的，银行的不同资产对应不同的风险系数，例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系数是50%，一般企业贷款风险系数是100%。要降低资本消耗水平，就必须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系数，但降低了风险系数如果同时降低了资产收益，那就是降低了定价能力，那就可能得不偿失了。所以，综合来看，最好的结果就是，每一单位的收益所对应的加权风险资产尽可能的少，也就是说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越高，亦即每一单位的收益所对应的资本消耗越少。所以我们用“ 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来评价招行的“二次转型”最合适不过。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核心资本是监管资本，与计算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适用的经济资本虽有交集，实属不同，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从外部认定的风险缓冲，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内部从股东利益角度出发认定的风险缓冲，所以并不能说RAROC可以取代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进行资本消耗和定价水平综合能力的评价。RAROC更多的是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考虑，基于RAROC评价方面，贝塔策略工作室的杜丽虹近几年每年都会发布在《证券市场周刊》的《最具投资价值上市银行》系列文章已作充分阐述。

如何计算“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

实际上，笔者查看了2011年的上市银行年报，发现目前仅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在年报中披露了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不过，我们可以自己来计算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工商银行年报中的计算方法是用净利润除于年初和年末加权风险资产的算术平均数，农业银行的计算方法是用净利润除于年末的加权风险资产余额。由于不少银行在早期报表中没有公布加权风险资产余额，为使对比的年份尽量多，笔者在下文中将采用年末加权风险资产余额作为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的分母来计算，另外，其实如果采用年初年末算术平均数作为分母计算，对比精细度会高一些，但对比评价结果与笔者下文要采用的计算方法其实也是一致的。另外，还可以用经营净收入、贷款利息收入等指标来做计算公式的分子，从多个收益角度角度考察，篇幅限制，笔者在这里仅用综合指标净利润作为计算公式的分子来考察。作为对比，笔者还计算了近几年小微贷款发展迅猛的民生银行、对公业务占比较高的浦发银行、低资本消耗的同业业务占比较高的兴业银行以及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的数据，以下分别简称招行、民生、浦发、兴业、工行。

表1

注：根据上市公司年报计算，往年数据会根据最新年报调整，个别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或去掉尾数计算，略有误差。计算公式为：当年净利润/年末加权风险资产余额

招行“ 二次转型”成效究竟如何

与股份制银行中的民生、浦发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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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根据表1数据绘制）

从表2可以看出，招行自2004年“一次转型”开始到2008年，恰好是一轮加息周期，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逐年提高，且速度明显快于民生和浦发，尤其在2007年和2008年，一枝独秀，但2009年又突然滑落，下滑速度远大于浦发，而民生逆势上升。然后在2010年及2011年的“二次转型”期间，招行虽然依然保持领先优势，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也没有达到2007年和2008年的水平。

与股份制银行中的兴业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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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根据表1数据绘制）

从表3可以看出，招行相对兴业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的领先优势并不很明显，两者多数年度收益率相当。这主要缘于兴业银行的“银银平台”，即资本消耗非常低的同业业务尤其买入返售资产贡献的收益占比较大。

与四大国有银行中的工行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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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根据表1数据绘制）

从表4可以看出，招行相对工行在“一次转型”期间曾经有小幅度的领先优势，但自2009年开始落后于工行不少，而且并没有在2010年及2011年的升息周期中追上工行。这说明工行作为国内最大的零售银行，其资本消耗正越来越低，而招行的确还有许多提升空间。

综合分析

2009年的突然滑落，虽然有降息，尤其房贷优惠政策的宽松，包括许多存量房贷也被迫调降为基准利率7折的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因溢价收购香港永隆银行，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猛降，招行在2009年不能跟随主流政策做大一般信贷资产，只能通过做大加权风险系数较低的票据贴现业务，在核心资本充足率吃紧的情况下为股东尽量谋求多一些的收益，遗憾的是，这一年的票据贴现市场低迷，招行全年的票据贴现平均收益率只有2.21%，而票据贴现全年平均余额占总贷款平均余额的 22.48%，占比较同业多得多，以上多种因素导致了招行在2009年贷款净利息收入较2008年下滑了10.41%，到年末，由于票据贴现的退出，其它相对高风险系数的贷款的置换，加权风险资产增速仍不低，尽管比同业要低一些，但也达到了26.67%，如此分子减小，分母增大，无怪乎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从2.298%坠落到1.57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溢价收购永隆银行导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足，以及招行相对特殊的贷款结构导致的定价能力不稳定，是2009年加权风险资本收益率下降的主因，而加权风险资本收益率的下降说明每一单位的收益要求的加权风险资本上升，即资本消耗上升，在核心资本充足率较低的情况下，为满足监管要求，再融资要求迫切，于是次年进行了再融资，这也是招行在2009年末提出“ 二次转型”的主因，所谓“对症下药”。

但是我们要看到，招行2004年“ 一次转型”，因其零售银行的定位，负债成本比较低，再加上零售贷款中房贷风险系数相对要低一些，以及占比较同业要高的票据贴现业务风险系数较低，且在2008年前票据贴现收益率较高，所以招行再2008年前早已经拥有了比同业更低的资本消耗水平，更高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现在提“二次转型”，其实不妨理解为东山再起，重拾好汉当年风采，或者是“更上一层楼”。

然而，我们看到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虽然在2010年和2011年平稳上升，但仍没有重回2007年和2008年的高点，虽然仍高于民生和浦发，甚至2011年也高于兴业，但相对后三者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并且也早已给国有大行工行超越。

    而且，自2004年到2008年一直是加息周期，招行表现优异，而今年7月份央行进行了年内的第二次降息，如果来临的是新一轮的降息周期，招行此番会否像2009年般下滑？我们看到7月份国内股票市场已经对此预期作出反应，招行的同期跌幅比同类上市银行要大。

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招行这两年在贷款结构上的确进行了优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定价能力。表现在，第一，票据贴现平均余额占贷款百分比过去两年分别为9.20%和4.60%，属有据可查的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平均收益率这两年也比较高，但福祸相依，遇到2009年般的市场情况就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对其依赖型降低未必不是好事，第二，占比较高的零售贷款中房贷利率按政府目前的调控政策，也不太可能下浮到基准利率的7折，第三，定价水平较高的个人经营贷款在零售贷款中的比例从2009年末的7.11%上升到2011年的15.83%，而且监管部门已将个人一般贷款风险系数从原来的100%降低到75%，第四，招行应该不会再花300亿左右溢价收购另一家银行吧？

为何2009年末提出“二次转型”节约资本，2011年仍提出再融资需求

笔者开篇即已提出单纯考察核心资本充足率无法看清银行的资本消耗水平，需要综合净利润增长率、分红率等指标，才能看得清楚。为此，笔者针对以上变量进行了数学推导，在不考虑溢价收购或其他非经常性原因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减少的前提下，假设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为X，年初核心资本充足率为a，上一年净利当年分红率为b，当年净利润增长率为c(c>0)，会得出，如果要保持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减小，X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X>= ac/(1+c-b)

因篇幅限制，推导过程不在这里展开，读者可根据当年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大于等于年初核心资本充足率这个不等式推导出我上面的结论。

从不等式可以看出，监管要求的核心资本充足率a越高，预期的增长率c越高，要求的分红率b越高，都会要求更高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换句话说，如果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达不到一定水平，较高的监管要求、过分的净利润增长以及分红要求，都可能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正因为监管要求的提高，如传闻中要求日后招行达到8.5%的核心资本充足率（2011年报为8.22%），经济发展速度较高下的贷款需求较高带来的净利润的较快增长，以及股东要求的分红，导致银行不一定能够通过内生增长，达到监管要求，只有当各种条件保持在某个合理范围内，与银行所能取得的加权风险资本收益率相匹配，才能实现内生增长。

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不等式来看看什么是合理的条件（不考虑溢价收购）。若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只达到2009年末的水平1.57%，假设8.5%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已经得到满足，现在为保持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下滑，可以满足的一种情况是：分红率25%，净利润增速17%。若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达到2011年末的2.05%，则可以满足的一种情况是：分红率25%，净利润增速24%。

所以现实中四大行净利增速相对较慢，因其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也比较高，所以虽然分红率高一些，，也并不需要过多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

股份制银行发展速度比较快，净利增速比较快，这几年分红率也不低，除非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比较高，不然再融资的要求就比较迫切。

招行在8.5%的监管要求预期下，这几年净利增长速度又比较快，而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提升速度又不够快，的确有再融资的需求，不过再融资300多亿是有点多了，大概是根据对未来发展速度仍然保持较快水平而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也不可能提升得太多而定下的吧。

总的来说，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越高，就越有可能不通过再融资，而是通过资本内生能力，给股东创造更多的收益。而且，只要追求的净利润增速不要那么快，也是可以通过内生增长实现持续经营的，并非银行就是如一部分去股民所说的天生的“吸血鬼”。对于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招行来说，其资本内生能力其实也是同样处于较高水平的。

结论

综上所述，招行的“二次转型”，我们不妨看作是对其“一次转型”要“更上一层楼”的提法，相较“一次转型”重点放在负债成本和运营成本的降低上，或依赖定价水平波动较大但节约资本的房贷、票据贴现上，转变为更加注重通过贷款结构调整下贷款定价能力的提升，来提高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降低资本消耗，减少或避免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从2010年和2011年的结果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些成效，尤其在贷款结构调整方面带来了定价能力提升及资本节约，但我们也看到招行竞争对手们以很快的速度在进步，如果从与竞争对手对比的角度来看，这两年难言进步，而且，只有在接下来的降息周期中表现得比竞争对手强，才算“二次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再者，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并未能强悍到跟上当前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融资增长速度所要求匹配的银行核心资本提升速度，短期内仍需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以满足未来可能提升的监管要求以及业务发展需求，所以“二次转型”所希望的最终少融资或不融资并没有这么快就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