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攻击性，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头上裹着纱布的梵高自画像，毫不留情的伤害自己，之后又把这一成果记录下来；继而想到从小处说，儿童间的推推搡搡，成人间的你骂我一句，我还你一拳，再到大处说人类的战争，似乎都可以嗅到火药的味道；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人会选择消极的方式来对抗他人，精神分析称作被动攻击。这些似乎都与对人或对物的破坏性相连，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这个攻击性还有什么更多建设性的意义。

而温尼科特这位可爱的老爷爷却对攻击性做了不同凡响的解构，攻击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性力量。对他来说，生命力和真正活着的感觉明显地与攻击性因素相连，原初攻击性预示着创造性能力的萌芽和发展，适宜的环境会使攻击成为创造性动力。

他认为婴儿早在子宫里或在妈妈怀抱中时，先天的攻击性就在与妈妈的接触与对抗中，借助急切、贪婪的吮吸与咀嚼得到了表达。随着婴儿的成长，攻击性的性质在改变，这一变化完全依赖于环境的种类，在够好的养育与促进性环境中，儿童的攻击性逐渐得以整合，如果环境不够好，攻击性则以破坏的、反社会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破坏性是尚未被关系规范过的攻击性。也就是说，如果妈妈不能应对婴儿对她的攻击，尤其是选择一些带有报复意味的行为来回应婴儿，这时候所发生的破坏性，就会成为儿童人格中的一个特征，儿童可能通过抑制攻击或将攻击转向自身来对此进行防御。在临床上，我们也常会看到被强势的父母造就的乖乖娃娃，从来不曾也不敢反抗过父母，必须听话，按照父母的意志生活，穿什么衣服、跟谁玩、不得随便和伙伴们玩耍，只有好好在家学习，不得提父母认为无理的要求……至使孩子一天天把自己深深的包裹起来，习惯于躲在父母背后的衣褶里；如果再是男孩，不仅丧失了发展创造性能力的机会，更有可能他的雄性气质也就此被压抑。因此，温尼科特提出，在临床情境中，越是具有攻击性的儿童就越健康。他还明确的提出，“是创造性，而不是其他，使个体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与创造性相反的一种状态是顺从，“顺从带给个体一种无用感，伴随着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生活没有意义等想法”，“创造性的生活是一种健康状态，顺从对生活来说是疾病的基础”。

老爷爷用过一个相当简单又容易说明问题的比喻，“谁能说出火在本质上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所以，如果在好的环境中，攻击性作为一种有用的能量整合进个体的人格之中，参与工作与游戏；但如果在不够好的环境中，攻击性会变为暴力与破坏性。

婴儿的攻击性并不是有意在破坏或伤害。生命之初的攻击性，是“原初的爱的表达的一部分……原初的爱的冲动具有一种破坏性，尽管破坏不是婴儿的目的，因为这种冲动是在他还不知道怜悯的时候体验到的。这也许可以解释婴儿会反复的将一个玩具扔到地上，看着它坠落、被摔打，而获得快乐的感觉。这让我想起采访童话大王郑渊洁时的一个片断，他是在家里自己教育儿子的，对于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有一些了解。采访儿子时，有一个小故事让我记忆犹新，“我把家里的花生油倒在我的小自行车上，被爸爸看见了，如果是其他人的爸爸可能会骂我几句、揍我一顿，而我爸爸却说‘你是在学爸爸给摩托车加油吗？’‘嗯，是呀’。这个回应不仅使他的破坏性在爸爸那里获得接纳，巧妙地转化为建设性力量，同时也使他的创造力得以存活。

老爷爷还有一个惊人的论断：“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要成长起来以便能够发现他本性的最深刻的部分，必须有人受到蔑视甚至有时受到憎恨，而无须担心关系有彻底破灭的危险。”意思是说，一种公认的或许是内部的不服从，在儿童那里有着成长上的必要性，它必定会具有攻击性，但是这种攻击性与个人成长的动机息息相关。在老爷爷后期的论文中还引入了一个概念“客体使用”，来探究攻击性在主观全能和客观现实的过渡中的地位。在主观全能中，婴儿“无情地”使用客体（重要抚养人，主要是妈妈），他创造它、利用它，完全出于自己的快乐，在完全侵吞时又毁灭它。从婴儿主观性之外的视角来看，这种体验需要妈妈交出自己并能在被使用后存活，即妈妈给予适宜的回应，使婴儿意识到妈妈并没有因此而不再爱我。渐渐地，婴儿会开始觉察到受到他的破坏又生存下来的其他人。这是一个全能创造、破坏和继续生存循环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为婴儿建立某种外部感，一个自存的、在其全能控制之外的真实的他人，这也许是婴儿发展社会功能的开始。

一个正常儿童在婴幼儿期，如果对父母有信心，会想尽一切办法表现出反社会倾向，做点坏事，而父母对儿童原初攻击性的反应是核心。如果父母容忍了婴儿的攻击性，就会促进婴儿成长的能力。没有给予边界的儿童会感到不自由，相反，他会感到焦虑。如果这种反社会行为的潜意识交流没有被环境所理解，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就有发展为犯罪的危险。反社会倾向代表着被剥夺儿童的希望，是向环境发出的S.O.S，希望断裂的环境可以连接起来，而对于犯罪者，希望已经丧失，心理治疗就已经太迟了。

老爷爷还有一个看似矛盾的观点，认为儿童对环境的信心的增长反映在他越来越愿意表现得有问题，而那些以相对轻松的心态适应新环境的儿童，倒是遭遇到了更为彻底的绝望。有症状的儿童至少还相信环境有变好的可能性，即有问题的儿童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受到伤害的程度吸引人们增加对他们的适应，这事实上迎合了他们的需要，有反社会倾向的儿童是在努力重新找回他曾经拥有的美好东西。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儿童，往往问题更严重。

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也认为那些表现出症状的孩子是在向环境求救。正因为他有了症状，才拥有了一个获得关注的“特权”，这时能够提供一个关爱的、逐渐增加自由度的稳定的环境，就是帮助儿童拥有了发展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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