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俭明先生给《中国语文》推荐我的文章

石毓智       

        我25岁那年，也是学术人生起步之时，有幸以一篇文章结识了三个大家，他们是陆俭明先生、邵敬敏先生和马庆株先生。这是我学术人生极其关键的一步，现在把这个典故写出来，目的是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够得到大家们的提携，也希望当前的权威人士能像这些先生们去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

        1989年夏，第二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办，我在这次会议上选读的论文是《现代汉语的肯定性形容词》。

        我在那一小组发言后茶歇时，马庆株先生走上来对我说：“你这篇文章可以送给《中国语文》发表。”我回答道：“我没有关系，恐怕人家不重视看不上。”

        在一边的陆俭明先生听到了我的话，就说：“你把文章写好后寄给我，我推荐给《中国语文》。”陆先生一直在我们这一组认真听了每个人的报告。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时陆先生的文章我每篇都仔细看，但是会议上想向陆先生打个招呼就得给自己鼓很大的勇气。

        我回去以后，整个暑假都呆在炎热的武汉，潜心写这篇文论。我把文章寄给了陆先生，陆先生十分慎重此事，他得知那时在华盛顿大学的朱德熙先生曾给我的硕士论文写过一个评语，就让我把朱先生评语的复印件寄给他，陆先生就把我的文章和他与朱先生的评语一起寄给《中国语文》编辑部。此事得到那时副主编徐枢先生的重视，很快就刊出了。这件事情对我学术生涯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我深深地感到，年轻人的成长十分不容易，有些人可能因为没有这样的机遇而被埋没，甚至无法坚持下来。

        能有这个机遇也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导师黄国营教授，一个是邵敬敏先生。1989年，我硕士刚毕业留校华中科技大学。第二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办，邵敬敏老师邀请了我的导师黄国营教授。黄老师因其他事情走不开，出于对我这个还没有出道的弟子的关心，给我一个锻炼见世面的机会，就与邵老师联系说能不能让我去。邵老师做事很有原则，就要求我把文章全文送去，审查以后再决定是否邀请。最后邵老师审查过文章后才同意我去的，不然就没有这个机会啦，也无法遇见陆先生。

        我特别感激我的导师黄国营教授。在武汉读书时，第一次我到黄老师家里，黄老师给我说的一句至今记忆犹新：“做学问就要做大学问。”黄老师是吕叔湘先生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深得吕先生的熏陶，为人做学问大气开明。黄老师不仅想方设法为我创造成长的机会，而且始终鼓励我自由探索。

        新年伊始，在此向我的导师黄国营教授，我的学术贵人陆俭明先生、邵敬敏先生和马庆株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愉快，继续为汉语事业舔砖加瓦，引领汉语语言学事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