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端午节之际，我们不应该忘却与屈原具有高度相似之处的那个人，他就是荆轲。屈原与荆轲的志向一致，只是屈原选的是文韬，荆轲走的是武略。子曰：“三军可以夺其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司马迁 用“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这十二个掷地有声的字眼来评价荆轲一生的功业。

司马迁所记录的关于荆轲的身世部分虽然非常简略，但是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可以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望见真相。请看有关的段落：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

荆轲喜好读书击剑，这是那个时代士人的两门必修课，说明他不是农民，而是个知识分子。士族阶层又分好多级别，能直接跟卫元君说上话者，很可能是在宫廷任职的人。荆轲的第一爱好是读书，应该是一个读书人，第二爱好才是击剑，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治国平天下的必要修养。荆轲显然不是死读书的腐儒，而是忧国忧民的志士，思考保家卫国的良策。其身份有点儿像诸葛亮，但是不需要躬耕。

荆轲的军事策略可能是很高的，卫元君不用荆轲的策略，很可能是导致卫国灭亡的关键因素之一。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其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根据司马迁的写作手法，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谈，就蕴含着这层意思。在荆轲看来，他的策略一旦被卫元君采纳，酒可以抵御秦国入侵，从而保护卫国的安全。可见，荆轲具有很强的建功立业精神。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荆轲是一个士族阶层的人，他注重自身文化修养，磨砺自己的剑术，思考保家卫国的策略，是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但是，他的策略不被国君采纳，导致国破家亡。这一点上，荆轲与屈原遭遇非常相似，他们都有报国之心，都虑治国之良策，也都怀才不遇，不被国君采纳，致使国家受欺凌，人民遭蹂躏。所不同的是，屈原选择了自杀，荆轲选择了刺杀，都以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对奸诈暴戾的秦国的反抗，也表达对自己国君昏庸无能的愤懑。

很多读者可能对我们把屈原和荆轲放在一起对比不以为然，觉得屈原是一个伟大诗人，而荆轲只是一介反秦的匹夫而已。然而，即使在文化修养上，荆轲和屈原也好有一比。根据《史记》的记载，屈原和楚国王室是同姓同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超强，精通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熟谙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又。他很受重用，跟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参与制定政令；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务。

跟屈原相似，荆轲在待人接物和外交辞令方面也很了得，从三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一是劝樊於期自刎献首以刺秦王，二是让蒙嘉游说秦王在咸阳宫设九宾礼接待他们，三是在秦舞阳于秦宫前色变振恐的千钧一发之际用话化险为夷。每一次劝说的难度都是古今罕见的，但是荆轲以卓绝的智慧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关于屈原在外交辞令上的表现，司马迁没有记载，也许言辞比荆轲的华丽，但是困难程度和效果不一定能超过荆轲。相对地，屈原的大量诗作流传了下来，然而虽然荆轲只流传下来了两句，但是也是万古流芳，古今稍有点儿文化的人都会知道。荆轲经常让高渐离击筑，自己和唱，所唱的内容应该跟《易水歌》一样，大多是个人编写的，抒发自己的情志，可惜他缺乏“且有后世名”的意识，没有把这些记录下来，否则也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另一道风景线。

在不得意的时候，屈原选择用文字抒发自己的郁闷，而荆轲却选择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屈原与荆轲都与自己国家的最高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上所言，屈原与王室同宗同族，是楚怀王的重臣。荆轲与卫元君的关系到底如何，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录，但是从司马迁的记录中，可以推断荆轲可能是卫国政府的重臣之一，理由如下：

秦国灭各个诸侯国时，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对被征服的各国贵族采用了严厉的防范措施。一种办法是把各国贵族驱赶到咸阳，集中看管，另一种办法是流放到偏远的地方，或者斩草除根，直接从肉体上消灭诸侯国王和大将。卫国被侵占后，卫元君及其支属是被秦国流放到南部野王这个地方。此时荆轲逃离了卫国，往北部流亡，来到北边的赵国。荆轲为何逃离？个中缘由非常值得思考，很可能是为了躲避秦国的迫害而逃离。司马迁的记录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佐证。荆轲在卫国的时候原来叫“庆卿”，到了燕国才改为“荆卿”，也就是说他此次流亡更名改姓了。唐朝司马贞的索隐对此的解释是：

荆、庆声相近，故随在国而异其号耳。卿者，时人尊重之号，犹如相尊美亦称“子”然也。

司马贞给出的解释是，“庆”和“荆”本来语音相近，由于不同诸侯国的发音不一样，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就有了不同的叫法。一千多年来人们都不假思索地采信这种说法，没有细究它是否合理。然而我们只要稍加探究，就会发现此说的问题。传统上，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名姓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嘛！不大可能因为不同地区的发音不同而改变姓氏写法。一个人姓“赵”，这个字在不同的方言会有不同的发音，比如在福建话中念“它”，显然没有必要改写为“它”。不仅中国重名姓的文化传统不允许，当时的交际上也不需要。试想，福建人既然都把“赵”念成“它”，还有什么更改姓的必要呢？同样的道理，既然燕国人都把“庆”读成“荆”，还有什么必要去更名改姓的汉字呢？况且，撰史书的人更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姓氏在不同的方言区有不同的读音，就从这些方言找多个与“当时共同语”的读音相对应的字来给这个人命名，因为那样就会徒增表述的混乱。那时候方言之间的读音差别，可能不比今天小，如果根据方言不同而用不同的汉字，每个人岂不是都会有几十个“姓”了吗？从来没有见哪本史书是这样记载历史人物的。更何况在战国时期，“庆”和“荆”在燕国读音究竟如何，后来人根本无法确知，司马贞的解释只能是一种主观推测。

按照当时的社会现实，唯一合理解释是，荆轲有意变更自己的名姓，目的是为了躲避秦国的追捕。那么紧接着的一个推断就是，荆轲可能是卫元君的重臣或者亲近支属，是秦国灭卫后所要追捕的对象。这一推断的第一个根据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变名姓逃避刑责”的现象。那时政府要追捕一个人，由于缺乏今天的照相技术，人工画像也不可能准确，那么就是公告其名姓，到处张贴。一个人要逃避政府的追捕，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更名姓。《史记》就有大量这种记载，比如高渐离在荆轲事件出来后，秦王追杀荆轲好友时，他就变更名姓到赵国的宋子这个地方给人做酒保。还有张良在秦始皇东巡时，雇力士在博浪沙试图击杀他后，秦王“大索天下”，张良也是采用变更名姓的办法来逃避秦国的追捕的。又如季布曾经策划韩信谋反，后来担心刘邦统一中国后报复，也是更名姓去做苦力谋生。《史记》中变名姓逃避刑责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一推断的第二个根据是，荆轲曾经“以术说卫元君”，说明荆轲很可能是卫元君的一个重臣。

摘自《荆轲刺秦王的历史真相》（2015，江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