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到江蓝生教授这篇文章，看到有两处引用我的论著。我不是想说被江教授引用有多荣幸，因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学术交流，可是现在连这种正常的学术交流氛围都被破坏了。江教授是个真正热爱这个学科的学者，也是具有正义感和学术判断力的学者，最重要的还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学者，所以她在这个领域才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语文》所发表的文章很多都与我过去的论著有关，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引用我的文章，只有像江教授这样少数几个学者的文章才敢引用一下。大概是因为《中国语文》编辑部不敢强制让江教授“删去引用石毓智的文章，否则不发表”。

        跟江教授相比，沈家煊先生就显得太“胆小”，生怕得罪丁邦新、梅祖麟、张洪明、刘丹青等这些人。结果，连沈先生自己请我到语言所讲座，却不敢出席。自2002年以后，沈先生的文章再也不提我的论著，可是他的《不对称与标记轮》整本书有几十次引用我的论著，这之前的文章也常引用我的论著，我们俩有很多相同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兴趣。最近商务印书馆又重版了沈先生的这本书，不知他是否会跟很多学者一样，把原来引用我的论著之处都给删了。沈先生跟江教授相比，缺乏一种做学问应该有的独立精神，所以我更欣赏江教授。

        跟江教授相比，吴福祥则是“眼瞎”，实行掩耳盗铃的鸵鸟政策。吴在其《古汉语研究》（2013年）上一篇谈汉语语法化的动因的文章说：“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语法演变的机制问题，无论是历史句法学界还是汉语历史语法学界，专门研究的成果都非常少见。”其实，我不仅在这之前的大量文章都谈到这个问题，而且2006年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一书，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吴福祥自己“垄断”一个语法化会议，就怕我这种人参加，因为担心我去了，他的“山大王”的地位会动摇。准确地说，吴福祥不是爱这一行，而是爱这个领域给他带来的名利。

        江教授所讨论的“语法化诱因”是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只可惜《中国语文》对像我这样的人采取封杀政策，无法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江教授提出的问题很大，也很有高度，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我对江教授的观点也不完全赞成，而且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但是在《中国语文》封杀的局面下，我就被剥夺一个正式的平台来深入系统讨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问题。这是极其不正常的学术氛围，对学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