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然界只有正电而没有负电，就不可能有雷电，也不可能有任何生命体。人生也是如此，一个人要做出大功业，既需要正能量，也离不开负能量。

        人都有种惰性，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大都会在舒适的环境中呆下去。敌人往往给你一种反作用力，强迫你走出自己的安乐窝，让你挖掘出自己不知道的潜能，做出一番连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回想起自己的学术人生，我既遇到了很多好人，也遭遇了不少坏人，好人的正能量和坏人的负能量共同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就。在这些坏人中，我最应该感谢的是陈渊泉和他的高足张洪明，这师徒二人都是想通过破坏我的生计而毁灭我学术的人。

        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读书时期，如果不是陈渊泉下毒手，我就很可能就跟Ronald Langacker读下去，花五六年的时间拿个认知语言学的博士，也会在这个领域乐陶陶搞倒现在，结果现在只知道“认知语言学最伟大”。如此就不可能参加李讷教授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也就不可能做历史语言学，肯定无法写出《汉语语法演化史》这本书。更重要的是，我就没有机会跟Sandy Thompson、Elizabeth Traugott、Joan Bresnan、Paul Kiparsky等这些大家读书学习，理论方法将陷入单一化，也无法有今天的研究视野。

         博士毕业以后，如果没有张洪明、刘丹青等人的疯狂围堵，没有《中国语文》等的封杀，我就会在汉语学界舒舒服服混到现在。如此就不可能系统做英汉对比研究，也就不可能认识外语学界那么多朋友，更不可能在几乎所有外语学界最重要的刊物上连番发文章。

        没有遭遇这么多肮脏、黑暗的事情，特别是没有经历来自台湾、香港在内的海外华人的排挤打压，我就对中国文化的糟粕认识不深刻。如此也就写不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中国人的逻辑》等这套8本关于教育、文化类的书籍。

        我所在的单位评职称需要国际同行的外审，这些人已经给我布下一个天罗地网，他们已经串通好了所有知名大学的同行。结果，在外审中总会遇到一两个如梅祖麟这样穷凶极恶的人，他们能写十几页的匿名评审意见，说的什么话人们就可想而知。所以我现在成了国内同行中，把国内外所有知名大学的正教授和副教授都算进来，学术含金量最高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没有名分这件事也是好事，它让我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博士生，每天也像这些年轻人一样“意气风发地”、“斗志昂扬地”投入教学与研究。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言不虚也。

        我的经历可以用来告诫年轻的朋友，人生遇到挫折或者敌人，这可能是上天对你的眷顾，千万别沮丧退缩认输，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