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吹牛，更不是狂妄，而是给大家讲一个客观事实。如果不是遭受来自学界的长期打压和被污名化，如果不是为了促进学术发展，我是不会做这些遭人嫌的事情，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谦虚是一种美德，个性张扬是不受欢迎的。

         ①在现代汉语领域，我有《汉语语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573页，已重印4次）；在汉语史领域，我有《汉语语法演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1050页）。此外，还有多种语言学专著。我的工作并不完美，更不完善，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它们代表着过去二三十年来在两个领域最系统、揭示规律最多的专著。如果一个年轻人要在这些领域取得新的成就，建立起更好的系统，是不可能绕开我这些工作的。

         我的工作也是在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上而做出的，也引用包括对我穷凶极恶者如刘丹青的论著。我的博士生也常引用刘丹青、吴福祥等这些人的作品，而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学生似乎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叫“石毓智”的人也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们才有很多与我“雷同”的作品。一个人要做好学术，首先必须有胸怀。

         ②我过去十几年的学术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外有张洪明和内有刘丹青的疯狂围剿下，社科院语言所的三个杂志对我进行全方位的封杀，不仅不发表我的文章，而且还要其他作者删去引用我的文章。他们组织主办的学会会议没人敢再提我的研究，他们影响所及的院校的师生不敢再提我的作品。尽管如此，我的学术影响因子在汉语学界名列第三：陆俭明  47；沈家煊  46；石毓智 45。如果只算独创研究论文，排除汉语教学或者介绍语言学流派的文章，陆俭明和沈家煊都明显低于我的，更何况他们两个的语言学专著也比我少很多。我在学界被封杀、打压、污名化，如果没有这些因素，我的引用率和学术影响因子至少还会提高1/3以上。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追名逐利，这些都是妨害学术的行为，每个人都要引以为戒。

         ③ 目前对汉语学界影响最深刻的学术思潮分别是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语法化理论、语言类型学等，它们的创始人或者代表人物我大都师从过。我于1993-1995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读书期间，Ronald Langacker是我的导师，我上过他多门课，而且每个星期都跟他单独会面讨论学术问题。Adele Goldberg是我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Gilles Fauconnier（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认知空间语法的创始人，我到圣地亚哥读书时，他已经调到该校认知科学院任教，我上了他的认知空间课。Elizabeth Traugott是我博士论文最主要的指导老师。Paul Kiparsky是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我上过他多门课，也是我2010-2011年访学期间的导师。我访学期间跟Joan Bresnan修过两门课，其中一门是实验句法学。2000年我在美国语言学会的暑期班上讲授“汉语方言语法的类型学研究”，借这个机会系统旁听了Joan Bybee和Bernard Comrie的课。我的语言学思想是与这些人的长期交流碰撞中逐渐发展成熟的，而且懂得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规范，不会做那些野路子出身者想入非非的事情。

        ④ 自从读大学起，我就把自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数学、逻辑和心理学的学习。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正式修读了数学为他们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代数拓扑学和模糊数学课，参加了他们的闭卷考试，并顺利过关。2010-2011年我回到斯坦福访学，期间修读了心理学系和数学系的多门功课，斯坦福的数学系在全世界名列第三，心理学系则名列第一。

        虽然过去几年我做了一些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的研究，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领域，还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去年出版的《汉语春秋》，今年出版的《汉语语法演化史》，就是我在这方面努力的阶段性成果。

         大家知道，乔姆斯基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学家，他除了做语言学研究外，还做时政、生物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在众多领域都有论著发表。我这几年的工作，不是离开汉语研究，而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一个人除了做语言学研究外还能做些什么。每个人都有多方面的潜力，并不是一辈子只能做一种事情，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人生更加出彩。

        讲这些背景是让学界的朋友知道，我不会流于国内那些江湖人士的云山雾罩的理论架构，我是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来研究自己的母语的。因为我爱这个领域，所以希望年轻一代能够进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