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梅祖麟的剽窃行为是长期的、系统的，这里起底梅氏另外一篇文章的观点和用例来源。

 

        梅祖麟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长期持续的“习惯性行为”。现在让我们再看他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另一篇文章的情况。

         梅氏在《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唐宋处置式的来源》（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188-221页，2000年，商务印书馆）。让我们再来看看该文与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年）之密切关系（以下比较中的页码为1987年北大版）。

        关于处置式的来源王力先生已经做过详细的探讨，他的一个基本观察是：“在上古时期和中古的上半时期¾即七世纪以前，汉语里还没有处置式的存在。”（《汉语史稿》，408页，1980，中华书局）。梅文的最大特点是对这个问题作了重新探讨，打破了语法标记上的限制，把处置式的来源一直追溯到先秦时期，梅文最大的发现应该是确认了上古汉语的介词“以”构成的格式也具有处置式的功能。

         但是，上述观点起码已经为两个作者发现，一是祝敏彻的《论初期处置式》（1957，《语言学论丛》第一辑）；二是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244-248页）。可是梅氏是以第一个发现上述现象的笔调来写的。但是我们只要作一简单对比，上述梅氏的“探讨”很多地方都需要打上引号。

 

        梅祖麟（1990）（《梅文集》194页）：

 

   “先秦已有用“以”字的处置（给）式：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

         齐侯以许让共。（《左·隐公十一年》）

         因以文秀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战国策·秦策上》）”

 

        太田辰夫（1958）《中国语历史文法》（244页）：

 

    “这种处置式在古代汉语中也有，是用“以”来替代“把”的。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

         齐侯以许让共。（左·隐公11）

         因以文秀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战国策·秦上）”

 

         梅文与太田书中的相关部分，除了例句出处的文献表示方法有细微差别外，其它的都一样。观点一样，例句多少一样。更值得深思的是，例句的排列顺序也是一样的。大家知道《左传》比《孟子》成书早大约200年，正常的排列，应该是把《左传》例子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孟子》的。太田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梅氏也在这一点上“疏忽”了。

       梅氏把上述太田的观点和材料据为己有之后，在其文章的“结论”部分对王力和祝敏彻两位先生进行颇为得意地批评，并充分展示了自己得意的“发现”：

 

       “本文和祝、王两位的看法有三点不同。第一、在方法上，祝、王两位把注意力集中在“把”、“将”两字用法的演变。我们却着重“以”字句、“把”字句、“将”字句结构的异同，因此认为“把”字句的前身不限于用“把”、“将”两字的句式。语法史的任务是观察旧有结构的承继，解释新型结构的产生；我们曾经在两篇文章里说明结构主义在语法史中的应用，这里不赘。第二，在实质上，我们认为处置（给）、处置（作）在先秦已经出现，处置（到）又在汉代产生。祝氏所谓的初期处置式其实是中期处置式。（略去第三点）

        （二）按照祝、王两位的说法，处置式的特点是把宾语提前，而且“处置式的产生大约在第七世纪到第八世纪之间”（王力1958：413）。放在一起，结论是唐代出现了一种把宾语提前的新句式。这个结论，我们认为不能成立，但七十年代它却在国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213页）

        看，梅氏这里对自己的“发现”多么引以为豪，不仅纠正了王力、祝敏彻两位先生的“错误”，还对汉语史地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之后，还得意洋洋评说他人不是，这种行为实在令人费解。

                 

        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学术规范至今还相当不完善。因为这方面的意识差，有一些人常常有意无意中作出“掠人之美”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梅祖麟是一个在西方受教育并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应该明白严格的学术规范。有充分证据证明，他对自己的剽窃行为，不仅是清楚的，而且有意去遮盖。这更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现举一例加以说明。

        还以前文的例子为例。梅氏在《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唐宋处置式的来源》（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188-221页，2000年，商务印书馆），该文中有三组例子都与太田辰夫的完全相同，而且说明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但是顺序正好与太田所排列的相反。 前文已经讲过，梅文的核心观点和一组例子均“取自”太田，不再赘述。梅文把处置式分为三类，其中前两类都与太田的一致，只是表述有差别。梅氏均无说明出处。详述如下。

 

         梅文的第一类：处置（给）：Vb + Od + V(与) + Oi  ，例子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 (梅文，194页)

         太田的第一分类：（1）有两个宾语（直接、间接）的。例子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太田，244页）

 

         梅文的第二分类：Vb + O1 + V + O2。“从先秦到南北朝一直有[以AVB]的句式，意思是“把A看作B”、“把A当作B””。例子为：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滕文公上》）。（梅文，196页）

         太田的第二分类：表示认定、充当的。（太田，244页）。例子：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滕文公上》）（太田，245页）。

 

        大家注意，梅氏这里只是把太田的分类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这是观点和分析上的抄袭，变换表达方式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实质。

        更重要的是，梅文这些部分的例子跟太田的有三组的第一、第二两个例子完全一致，但顺序恰好相反：

 

（一）太田（1958，244页）：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孟·滕文公上）

       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滕文公上）

 

梅文（1990，196页）：

       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滕文公上》）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孟·滕文公上》）

 

（二）太田（1958，244页）

     便把江山为己有。（秦韬玉诗）

     他把身为究竟身，便把体为究竟体。（维摩变文，光94）

 

梅文（1990，197页）：

    他把身为究竟身，便把体为究竟体。（《维摩诘》，《变》，630）

    便把江山为己有。（秦韬玉诗）

 

（三）太田（1958，245页）

      若把君书比仲将。（顾况诗）

      若把长江比湘浦。（黄韬诗）

 

梅文（1990，197页）

      若把长江比湘浦。（黄韬诗）

      若把君书比仲将。（顾况诗）

 

         更令人深思的是，梅文中的这几组例子，如果前两句跟太田的完全相同时，则颠倒其顺序，随后的则随其自然。比如梅文第三组的两个例子之后紧跟的两个例子为：

 

           莫把边地比京都。（王缙诗）

           以小计大，将瑜喻金。（《维摩诘》，《变》，603）

          （按：“瑜”应为“金”字旁）。

 

此两例来自太田（1958），247页，上数18、19两行所举的例子。当然梅文是把太田的例子作了“重新分组”。

        注意，梅氏的上述三组例子所说明的道理也是与太田的一致的。我们理解不了梅氏为何“颠倒”其顺序的原因。第一组的两例，都是出自《孟子》的同一篇文章，没有时间先后之分。第二组的两个例子也都是八世纪左右的文献，也没有先后时间之分。第三组的两个例子，顾况是八世纪的诗人，黄韬根据现有文献无法确知其生卒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梅氏要颠倒顺序。这大概算是一种“组装艺术”吧，可以使人们认为梅氏的“车”跟太田的“车”是不同的。梅氏文章还有其它“取自”太田的例子，但“组装”得太复杂，且无规律，因此不一一罗列。这里只把三处有规律的“组装”提供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