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据我所知，20世纪炎 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一部是20年代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1927年在伦敦出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多元论柱石拉斯基（Harold Laski）即撰书评谓萧书‘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牛津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陈书甫经问世，立即被举世公认为标准著作，被列为国际法必读之书……”

　　然而，20世纪华人在欧美著名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之中，居于尖峰地位的还有徐道邻的柏林大学博士论文《宪法变迁》。据陈新民介绍，此文甚至获得德国最大出版公司之一的Walter de Gruyter & Co.的青睐而刊行问世。对于诸如胡柏、毛恩茨等许多同时代先后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而言，却无此殊荣，而后些学者却是在日后成为德国公法学界之巨擘，名声垂数十年而不坠。徐道邻的论文不仅德语措辞精细、晓畅，援引的文献还特别严谨、广博，实在无法令人相信是出自一位当时年仅25岁的中国法学者之手。抑有进者，在徐道邻后，德国学界再也无人以“宪法变迁”为题撰写专书，可谓后无来者，原因固然在于论题本身的深奥抽象，但亦是作者讨论深入难以超越所致。

　　何炳棣又谓：“萧师返国后十余年间完成其一生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两册，在美国长期执教仍研撰不断，允称一代大师。而陈体强回国之后遭遇至为不幸。”且引陈体强生命最后第14天的文字为证：“1957年后，格于形势，搁笔伏枥，坐视光阴流逝，报国无门。”好像是给自己写的沉痛悼词。同样令人叹惜的是，徐道邻归国之后投身宦海，几经沉浮，再未从事宪法学的研究，转向中国法制史及其他领域，与法学渐行渐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学界的一大损失。

　　陈体强和徐道邻的人生轨迹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一个报废，另一个迷失，都是悲剧。好像浮士德一心一意想要戴上人类的冠冕，于是撩拨起了魔鬼的力量，与其订立了契约。虽然梅非斯特声称：“我愿在今生承担奴仆的义务，听你使唤，无休无止……”，但是主人（在现实中）结果反而落了一个暴死的下场。每逢社会动荡，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就为心志伦理所掌控，而疏于冷静审察自己的行动。他们觉得只要目的纯洁，产生罪恶后果的责任就绝对不在自身。在陶醉于浪漫的极端年代，与世无争的学术与政治一样毫不确定，难逃命运残酷无情的捉弄与拷打。这正应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陈体强和徐道邻更大的悲剧在于学术慧命的夭折。陈体强的遭遇自不必说。最近浏览张佛泉1954年出版的《自由与人权》，在其中一条注释里发现：“我国法学家徐道邻博士在‘Formalistischer und antiformalistischer Verfassungsbegriff（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宪法概念）’一文中即曾指出Die ‘ Grundrechte sind der eingentliche Sinn und Wertgehalt der geschriebenen Verfassung’(基本权利是成文宪法本真的意义和价值内涵)”，见Archiv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公法文摘》[德国最重要的公法杂志]）， N. F. 22(1932), S. 37，瑞士学者 Werner Kagi在Die Verfassung als rechtliche Grundordnung des Staates（《宪法作为国家之法的基本秩序》1946）一书中曾征引或建议参阅徐著此文及Verfassungswandlung（《宪法变迁》1932）一书达十七次之多。徐氏两著之重要，可见一斑。”由此不禁想起自己初识徐道邻，端赖陈新民《惊鸿一瞥的宪法学彗星》一文引介，而陈新民发现徐道邻也距其宪法学著述问世有近六十年，这样算来：张佛泉在其经典之作中力荐的身为公法学家的徐道邻，居然也给汉语宪法学界忽视了三十余年！法律是致用之学，倘若脱离和谐的环境和鲜活的实践，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的意淫游戏。做官多年得不偿失的徐道邻或许是在体证这个道理后才做出了回归学界、最后远离法科的抉择。但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命运，我们最优秀的学人，不少是在浸淫西学多年之后，毅然决断返归传统，比如王国维、梁启超、萧公权……这样看来，徐道邻的转向也许不是损失，他的最终归宿未必不幸。

写点关于徐道邻的文字这个想法酝酿已有多年，不仅由于他过人的才华，还因为他传奇的身世。但是始终觉得缺了什么。后来偶然发现一篇著名作家杨牧的纪念文章，写得极好，如果不看这副肖像，我们对于徐道邻的印象必定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人们常借端木恺的“寂寞一生，从未得意”一语来形容徐道邻，却不明了徐先生怎样直面惨淡的人生：

“徐先生五十岁以后，锻炼出一种随和的生活态度，凡事并不坚持争执，有些美国同事大概以为他只是普通教教句读的中国老先生，不知道他深藏的学问。有一次在一个酒会里，我把他介绍给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系主任是研究德国文学的，所以我抽身要走时随便说：‘你们两位不妨用德文交谈’，后来这位德国文学专家瞪大眼睛对我说：‘我在美国还没遇到几位德文说得那么好、歌德读得那么熟的人。’我想中国人当中知道徐先生熟读歌德的人大概也是不多。我自己三十岁以前也相当自命不凡，不知谦虚为何物，过了三十岁，这几年来才发觉自己空空如也，因此更能欣赏谦虚无争的人生态度，看到徐先生时常用和平的方法化解烦恼，逢到可恶的事，摇摇头，苦笑一下，不去多想，觉得那未尝不是乱世养生的道理。

　　我这样回忆徐先生，可能根本不对。我听说留德时代的他，也曾经是意气干云不可一世的少年，返国从政的他，也曾经是积极奋勇睥睨豪迈的人物——这些我都无缘目睹［徐复观这样回忆徐先生：道邻尝有志于事业，而其才又足以副之。然当未可直道而行之世，道邻辄欲直道而行；遇本未可与言之人，道邻常甘冒交浅言深之诮；于是屡试屡踬，殆亦势所必然。及憬然有觉，转身从事学问，则迷途已远。］，我所认识的徐先生是一位慈和的老人，在动荡的中国境外，安详地为美国学生讲授《论衡》，声音平静，仿佛真是与世无争的。”

　　时至今日，《宪法变迁》和《有关承认的国际法》尚未译成中文。

                  （供稿人zf-w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