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纵向比较、横向对照”就不失为一种好的阅读方式，它会使你从中有所发现，甚至会用惊人的发现。笔者近读老子和玄奘，就于“纵向比较、横向对照”式的阅读中有了这样的惊人发现：他们各自的历史性邂逅，成就了他们各自的伟大事业。

在中国，老子和玄奘无疑是两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是，老子和玄奘虽所处的时代不同，各自的社会身份迥异，但在他们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却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他们相似的人生经历大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老子和玄奘都是以“偷渡客”的身份出国的；二是他们都选择了“向西”的行走方向；三是他们又都在边境线上遇到了把守国门的两位关令——老子在函谷关，遇到了关令尹喜；玄奘在烽火台，遇到了关令王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老子与尹喜、玄奘与王祥的历史性邂逅，才孕育了中国文化史上两件不同寻常的文化事件。

据史载，身为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深感壮志难酬，便萌生去意，决定辞官西行。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老子骑着青牛款款地朝函谷关走来。驻守在函谷关的关令尹喜，早就仰慕老子声名，一见到老子便执弟子之礼。“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尹喜恳请老子把道德学问写下来，流传后人。老子被尹喜的一片诚心所打动，于是挥笔写下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写毕，老子对尹喜说：“老夫授汝《道德经》，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言宇宙根本，含天地变化之机，蕴神鬼应验之秘；下篇为《德经》，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研习不止，苦修不懈，终有所成！”尹喜感激涕零，纳头拜谢，直至老子渐行渐远地消失在夕阳的余辉里。然而，老子辞别尹喜后，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以至于他最终归隐何处，客死哪里，成为千古之谜。所幸的是，尹喜作为老子的忠实的追随者，不久也辞官去职，归隐于武当山三天门的石壁下，修身学道，弘法教义，终成一代“文始先生”。

由于尹喜的鼎力相助，原本欲“闯关”西行的老子，出关时竟踏上了便捷的“绿色通道”。然而，玄奘的西行之旅，却历尽了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好在王祥及时伸出了援手，才使他绝处逢生，否则他能否走出国门都成问题。

玄奘是在贞观三年，从长安出发开始踏上印度之旅征程的。据记载，玄奘西行数日之后，便来到了地处沙漠地带的边陲口岸。此刻，已是疲惫不堪、饥渴难耐的玄奘，想趁着夜色到第一烽附近的水库取水。岂料，他早已进入戍边士兵的视野，并被一箭射中腿部，抓了个现行。士兵没有从玄奘身上搜出任何有效证件，便生拉硬扯地把玄奘带到关令王祥的面前。按照唐朝刑律的规定，没有“护照”而擅自出境的人，将以叛国罪论处。所幸的是，王祥是个一心向善的信佛徒，他念及玄奘是出家人，并未对其从重发落，而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玄奘愿意到他的家乡敦煌去从事佛教工作，就可不予治罪。玄奘闻之震怒，他掷地有声地说：“必欲拘留，任即刑罚，玄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或许，王祥被玄奘矢志不移的坚定态度所感动，便说道：“师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途路。”第二天，王祥果真亲自护送玄奘走出十几里，还为他指了一条可直达第四烽的路线。不难想象，假如王祥是个异教徒，或者是个刻板、较真的关令，玄奘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大难不死的玄奘，正是按照王祥指示的方向才得以顺利出关，踏上了西行取经的征程，并最终实现了人生夙愿。

奇迹，往往寓于历史的巧合之中。不难设想，如果老子邂逅的不是尹喜、玄奘邂逅的不是王祥，他们的人生走向必将发生逆转，甚或以“叛国罪”死于非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换言之，假如没有老子与尹喜的邂逅，《道德经》就不会横空出世，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就不会诞生；假如没有玄奘与王祥的邂逅，中国佛教史上就不会出现“西行取经”这样的文化奇迹，而作为外来教的佛教，也就不会在华夏大地得以最大范围的播扬光大。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中有这样的记载：“自此众锋一时潜退，便译尽文。”说的是，玄奘力排佛道之争，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梵文。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玄奘不仅是一代学贯中西的高僧，还是倡导不同宗教之间“和合共生”的先行者、践行者。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一直原原本本始终不变的在那里，只不过你没有看清”。此话不谬。从阅读层面而言，你要想“看清”那些“原原本本始终不变”的历史，不妨采取“纵”的“对比”和“横”的“比较”的读史方法，这样会使你在历史的长河里打捞起一点儿神奇与惊喜，即如我此次读老子和玄奘，仿佛就看到了仍在国境线上徘徊着的两个背影，他们的身影依然如昨，那么生动、那么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