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随笔之中，有一篇是《论对孩子的教育》，于今的中国教育也非常有参考价值，有着英明的远见。
蒙田认为，论学科知识丰富，任何一个中级班的孩子都可以认为自己比他更有学问，然而，他们却对“判断力”这门课程一窍不通。
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对已有知识的人为灌输，用蒙田的话来形容，就如“把别人的甲胄穿在自己身上，连手指头都不让露出来”，而教育者所做的，只是将古人的思想修修补补，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意图。
而这种灌输式教育的方法，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教育出来的大多数孩子，只是鹦鹉学舌，重复别人所说的话，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则是一片贫瘠。
至于考评，教师不仅应该要求学生说得出学过哪些词语，评估其成绩时，不是看他记住多少，而是会不会生活，蒙田做了一个恰当的比方：“肠胃如果不改变吞进之物的外表和形状，那就是没有进行工作。”
人在幼年时，爱好方面还显得若明若暗，前途尚未确定，因此对其将来的发展方向，还难以做出可靠的判断。
但是，强迫孩子做超越他们本性的事，是很难很难的。
知识给人以华丽的装饰，但它只对一个特定领域的人有作用，正如数学对于为文者作用非常有限，文学对于泥水工人更是缺乏意义，学科性越强，就越难让人喜欢上它，正是这个原因。
蒙田认为，教师所做的应该是“让学生在他前面小跑”，而不是使用千篇一律的课程和方法对付一大群学生，在千篇一律的填鸭教学下，学有所成者寥寥无几，而一个高尚而有眼力的人，善于屈尊俯就孩子的步伐，而不是利用课程来摆布、奴役、束缚学生。
教师如果让学生把学到的东西严格筛选，提出各种看法由他判断、区别、怀疑，通过思考来掌握先人的观点，那些观点就会转变为学生自己的观点。而跟在别人后头的，其实一无所获，甚至可以说他什么也不想获得，学生起码应该知道自己知道了什么。
现在的教育是强调一件知识的出处，但蒙田认为尽管忘记先人的教导出自何处，运用观点而不是死背教条，才能把它们变为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学习才有收获。
背熟了不等于知道，那不过是把别人讲的东西储存在记忆中，真正知道的东西，应是会使用，不必注意老师，不必看着书本。死背书本得来的才能，是令人遗憾的才能，这是柏拉图的看法，从今天来看，这个看法依然十分进步。
与人交往，用别人的智慧来完善我们的大脑，我们面前的一切都是重要的教科书，教师应该教人判断，而不是无谓的练习。
不光要锤炼心灵，还要锻炼肌肉，心灵若无肌肉支撑，会不堪重负，让孩子习惯于吃苦耐劳，就能让他们忍受痛苦，经受生活中的种种考验。
对于有才华的孩子，教会他不要露才扬己，不要盛气凌人，不要好为人师，只在棋逢对手时才发表议论，精于选择自己的论据，而一旦发现真理，就要立即缴械投降，不论真理出自何方之手。不受任何理由的约束，不用正当的钱去买悔恨的自由。要让孩子的言谈闪烁着良知和道德，惟有理性作指导，教他懂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修改看法，改正错误，中途放弃错误的决定，等等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教他学会探测每个人的价值，培养探询一切的好奇心。
对于历史人物，不要死背历史故事，而要教学生如何判断。教会他们开放地认识世界，了解学习的目的，识别真正满足的标志，理会害怕的合理程度。
学习注重的是实用，而教会孩子具体的知识和学科之前，先要教会他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优秀。最自然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当他无法判断时，教师根据不同需要提供不同材料，发给他的学生，这比起讲述晦涩难懂、索然寡味的原理和空洞枯燥的词语，毫无能够启发智力的有意义的教学，要高明许多。
蒙田重视哲学对心灵的作用，他认为心灵装进了哲学，就会焕发健康，精神的健康能够促进身体的健康。教师应该教学生崇尚美好之物：美德、爱情，热爱生活、荣誉和健康，哲学教给我们生活的学问，不要到了人生结束时，才了解如何生活。
教给学生繁难的诡辩，不如选择简单的哲学论述，孩子从吃奶时起，就能够接受浅显易懂的哲学道理，这比起读和写更加容易。
为此，不要把孩子当成囚犯，把他交给性情忧郁、喜怒无常的老师看管。
蒙田提倡社交生活和更好的消遣，而不主张埋首书本，那会使人变得性格孤僻阴郁。他不主张使用暴力和强制的做法，他认为这会让孩子智力衰退，晕头转向，变得麻木，失去廉耻心却畏惧惩罚。
雄辩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但却有损于事物。真话应该简单，毫不矫饰。除非想装模作样，否则谁会讲话小心翼翼？
蒙田认为，只使用菜市场上的语言就足以应付使用，没有必要特意追求新奇的句子和鲜为人知的词汇。不应过分注重美丽的辞藻，而忘了善行的重要。
蒙田的思考犹如自由流淌的水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拘束，直到今日还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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