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传统

——评《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 

秋风

本书出版前，吴钩先生邀我写推荐语，我有幸提早拜读了书稿。我也曾为《隐权力1》作序，写推荐语当然义不容辞。而拜读之后，深为激赏，写下如下推荐语：

本书对传统中国源远流长而广泛存在的社会自治组织及其运转情况，进行了有趣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揭示了绅士群体的正面作用——作者赋予了“隐权力”以积极意义。这本书会让你重新思考自己关于中国传统的成见，更为理性地构想在中国建设自治社会的路径。

我在微博中也曾写道，《隐权力2》之思想品位，是第一本无法比拟的，也是当下诸多通俗历史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人不信仰绝对的开端，而信仰时间之连绵性，个体生命之意义就在于其上承祖先而下启儿孙。这种生命意识令中国人具有深刻的伦理性历史意识。过去的事情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灰飞烟灭，相反，它作为伦理、政治之先例，始终存在于当下，其中蕴含的价值、准则、规范是永恒的。历史就是人生和政治的教科书。古典中国的历史学其实就是伦理学、政治学。顺便说一句，既然当下可以进入未来，那么，生活在当下，也须对未来负责，由此，中国人的典型生命态度就是敬慎、严肃。

到二十世纪，这种历史学传统被摈弃。首先，追求时髦的史学家盲目追求所谓客观性，以为这才是科学。为此，他们不惜以最粗暴的方式、以考证的明以，炮制种种耸人听闻之说，最典型者为古史辨派。古史辨式思维方式掏空了中国人的伦理性历史信仰，此后，同样号称科学的另一种历史学，也即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学堂皇登场。这种借助权力盛极一时的历史学破产后，专业历史学者或者逃回考据的科学性中自娱自乐，或者紧跟欧美时髦，生产一些以外部视角看待中国历史的著作。总之，过去二十多年，专业历史学几乎完全在学院内部自我循环，与文化、思想已经毫无关系。

通俗史学则异军突起，在大众文化生产、传播体系中占据着相当显赫的地位。这方面的文章、书籍固然大量出版，电视、网站也纷纷制作此类专题、节目，江郎才尽的第五代导演们也不约而同地崇拜起秦皇汉武来。这种通俗史学貌似回到了中国历史，但都带着黑色眼睛看待过去的人与事。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个体主义，通俗史学作品也就如此理解古人。事实上，通俗史学作品总是对黑暗时代最感兴趣，比如秦汉之际、三国、满清统治时期。他们最为津津乐道就是宫廷阴谋、大臣倾轧、血腥屠杀、为官贪贿、残民之术。简单地说，通俗史学是在传销厚黑学，这最切合大众心理，得以风行一时。

坦率地说，《隐权力1》似乎有些许此类倾向，“隐权力”概念已隐含了这一点，我在序言中隐约提出过批评。可喜的是，到《隐权力2》，吴钩先生完全脱尽这个时代的流俗，不再以猎奇的心态翻检历史，更不是贩卖厚黑学，而自我提升到了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层次。具体地说，通过这本书，吴钩先生基本上回归了古典史学，也即，以历史砺人心、正风俗。

在第一本中，“隐权力”概念也许与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异曲而同工，基于对传统中国正式制度的藐视和绝对怀疑，致力于以纯粹经济人逻辑，来解释官场之种种怪现象。在这里，所有人都疯狂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实，这是由他的预设本身所决定的。这里的“隐权力”其实就是权力之租。

到第二本，吴钩先生对传统之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到了绅士在传统社会治理结构中组织民众的作用及充当官民间中介之作用。这样的权威确实存在于正式制度之外，但它是对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也是有效地抵御正式制度扭曲而产生的压迫之社会力量。这样的“隐权力”就是社会行使自我治理的权利而产生的力量，它是自由的保障。这个“隐权力”背后的规则，也就是是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非正式制度。它们是非正式的，但绝不是厚黑术之手段。

在这一点上，吴钩先生与吴思先生分道扬镳了，而我本人更看好吴钩先生的研究。从微博发言中可以清楚看出，自本书脱稿后，吴钩先生依然精进不已。对传统社会中以儒家士君子为枢纽形成的种种非正式制度之作用，有了更为清晰、准确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在专业史学、通俗史学界是匮乏的，而这对于化解过去一百年多年来知识分子想象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对于构想中国现代之优良治理架构，均具有重大的思想与现实意义。

或许，吴钩先生已经沿着这个方向构思《隐权力3》？

（刊于2012年1月9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