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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楚国人。一个因楚王听信谗言，而被两度流放；一个因受奸妄陷害，几近被楚王灭门，侥幸逃至吴国。最后，一个怀着“荃不察余之衷情”的苦闷，投了汨罗江而死；一个率吴国大军攻入楚都，掘楚王墓，鞭尸三百报了父兄之仇。对，他们一个是屈原，一个是伍子胥。今日都在纪念屈原，我独敬伍子胥。

如果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抗这一角度来看，伍子胥的一生是一个令人无法不动容的悲剧。他的仇人是一国之君、是强大的楚国，命运似乎注定了他永无复仇的机会，但伍还是以一己之力，冲破了宿命一般的咒语。然而，命运的魔咒到底不可破，最终他被吴王赐死，死前他说，将我眼睛悬于东门，看越国灭吴。

这个话题又引出了对于伍子胥复仇是否正义的争论。五毛将伍称为带路党，这样的阴谋论不值得计较。另有朋友认为，伍如吴三桂，“弃国别投，引兵外军，报仇雪恨，所灭者终究是父母之邦”，是卖国贼。这种评价完全是以今削古，也从来不是主流。在司马迁看来，伍的悲愤复仇路，是“雪大耻”的正义行为。

伍子胥率吴军攻陷楚都，掘楚王墓。如果剔去战争手段的残酷性，抽象出复仇后面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关系既是古典的，又是合乎现代价值的，即君臣之间是对等的契约关系，而不是绝对的奴役—效忠关系。楚王破坏契约在前，伍子胥复仇于后，对等，天经地义。后世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滚他娘的蛋。

孔子提“君君臣臣”，现在几乎被误解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效忠。但孔子哪有这个意思？“君君臣臣”其实表达了一种对等的义务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更是认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君臣臣”固然推不出平等，却还是可以推出对等的约定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