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这段话在其他场合也重复过，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张学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的观念。他是参与创造历史的人，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对于创造历史的人来说，许多问题和个人的名誉、利益、价值观交织在一起。他对许多他参与的历史保持沉默，不是对这段历史无话可说，因为“有隐情”，如果“说我好”，这和他坚守的信念相悖，容易让人说他是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丑表功”的事情，“我不干”；如果如实叙说，就有为自己“辩白”的嫌疑，他自己知道自己，一说就会批评别人，会伤害到历史相关人，这也和他的为人之道不符；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在那儿，不说也不会变”。

        对历史的这一认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历史观：过去的事情有一个发生的时间，但它的终点是看不到头的，它和现实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时间点永远不是结点，只是一个始点。当人们开始试图解开过去错综复杂的历史之网时，就会发现一个新的、和现代社会息息相关的世界，过去从未真正过去，过去从未消失，感觉过去的种种关系还是活着的。虽然过去的事情是发生过的事实，事实是不会因为人们怎么说而发生改变，可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只能借助人们对过去的记录、当事人对过去的回忆，才有可能逐渐接近过去。然而，过去的一切与今天的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在记录和回忆过去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情绪、修养、名利观的影响，如张学良所说的“自夸”、“表功”、“洗白”、“心情激动”等等。认识到这些，是正确历史观树立的前提。当然，认识到了也不能说一定就能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但认识不到这些，正确的历史观是绝对树立不起来的。

        “事实在那儿，不说也不会变”，说了也不会变。这是尊重与敬畏历史的一种态度。唐贞观十六年（639年）四月，太宗李世民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主持的《起居注》里面都记了些什么？褚遂良答：“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褚答：“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这时，一黄门侍郎插话道：“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这黄门侍郎的插话和张学良所说的“事实在那儿，不说也不会变”是一样的，大人物的言行就像日月一样，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何时升，何时落，何时日食，何时月食，即使史官不记，天下的人也都看得明白。这就是历史的眼光，是历史眼光中敬畏的光芒。

        不过“事实在那儿，不说也不会变”指的是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和我们了解到的历史是有出入的。我们读到的“事实”常常是被人们说“变”了的历史。唐太宗李世民问《起居注》，表现出他对历史的敬畏，也反映出他对历史记载的担心，他担心记载了“日食”那部分，隐含着想改变记载的念头。像李世民都有此心，想改变历史的其他人物就太多了。如何才能使过去的事实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在史书里，需要创造历史的人留下真实的记录，哪怕是点点滴滴的碎片，所有史家都是这样的盼望。所以，当张学良说“不说也不会变”时，郭冠英着急了：“这时我心中在辩，大家都说，图不是更能拼得完整吗？”

        对历史的敬畏，首先是尊重。只是善良的敬畏还是远远不够的，尊重历史还需要了解历史的人起而为尊重历史而努力。犹如“我虽然不赞成霍梅尼的做法，但是若从回教徒的立场来看，霍梅尼做为一个教主，他是有权为其教义而战的。就如我辈基督徒，人家冒渎我们的神，我们也是要起而对抗的。”对待不敬畏历史的人，张学良也想“起而反抗”，他反抗的方式是拿起笔，并定下三条写作原则：

        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

这应该是政治高压过后对历史最好的敬畏了。

        他起念写历史还有一条原因，也是他读史之后最深的体会：“历史上记载的事，未必都真实”。

本文摘自《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王海晨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