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是中国商人组织即商会的先驱，也是江湖社会的主要成分。虽说商贾自殷商以来一直活跃，譬如春秋战国时，范蠡、吕不韦等人已是一方巨富。但是，古时商业仅是个人行为，没有业界组织和制度。

        两千年后，明朝大批商帮崛起——徽帮、山陕帮、广东帮、江西帮、洞庭帮等，标志着商业界自发组织群体的崛起。此时，商人成伙合作，商业人口增多，阶层扩大，并带来人口格局变动和家族秩序不安定，事实上形成对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冲击。明初江苏周庄有巨商沈万三，其富可敌国，近在南京咫尺，不幸成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眼中钉。朱元璋先是勒索沈万三重金修筑南京城墙，勒索后还不放心，干脆将其流放云南，以消除心头之患。这故事可充作一个注脚，解释商帮对于朝廷的异己性。

        作为商帮前身，商业行会在唐代就已经产生，但是数量稀少，而且非商人自发组织，准确说是朝廷官办的行业监督机构。自明代以后，商业、手工业的从业人员数量迅速增长，民间自发诞生了基于乡缘的合作商帮，其趋势蔓延开来，逐渐凝结为一种新制度萌芽，对近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代江湖的部分习俗和性格不少源自商帮禀赋，譬如：“人在人情在”“人一走，茶就凉”“人情紧过债”“人情薄如纸”，还有所谓“市侩气”和“世故”性格，与商帮现象不无关涉。

        明代的手工业比宋代有显著进步，商品和产量迅速增加，工艺和技术进步飞速，矿业、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产业已具有规模化经营趋势。因应手工业繁荣需要，商业发展十分迅速。又鉴于人口繁冗，耕地狭窄，全国各地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转而投身工商。吕坤《去伪斋集》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天下从商者“不知几百万矣”，可见其规模大小。当时，中国人口基数大致一亿人，刨去妇女童叟，成年男子人数低于五千万人，商人在男人中的比例达10%以上。而且，这还是以全国平均数计算，倘若在商帮发源地山、陕、闽、徽诸省，从商比例就更高，几个男人当中就有一位商人。商人和商业对国民的影响可见一斑。商业造就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各地10%～30%不等的人口比例溢出了乡村家族定居体系，从古老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广阔天地。

        商人和流动手工业者大量涌现对儒教定居制度提出挑战。离家出走者是如此众多，导致针对定居模式设计的儒家典章制度日渐失效。如何将流动人口有条不紊地管理好不至深受其害？这不仅是对朝廷提出的挑战，也是对商帮和手工业自身提出的挑战。

        在没有先例可循的背景下，明代商人自行创造了商帮组织。其中著名商帮有徽州帮、山陕帮、广东帮、福建帮、江西帮、洞庭帮等，以地缘乡谊为纽带，以同乡会馆为据点，相互联络、拉拔、提携、合作，共同操纵和垄断地区或行业贸易，构成了早期颇有声势的体制外商业组织。

        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会馆的要点是不在原籍，譬如湖广会馆不在湖广，而是两省商人在异地的会所。商帮借同乡会馆之地经营商人一己之利，性质已非地缘乡村组织，其主要功能是移民同乡商人之间相互帮忙，通过组织合作，产生商业经营的规模效应，扩大利润空间，增进商业安全，获得个体商贩得不到的附加利益。商帮缔结，是群体利益博弈演化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商帮形成中，关系网络的元素开始发育，譬如熟人关系网、转托关系、人情制度以及面子制度，开启了后世关系社会的风气。

        在商帮发育的同时，手工业行帮也开始萌芽，逐渐形成今人常说的“三十六行”。三十六行，各有行帮，皆以家族制师徒关系传承。行帮也是现代江湖的成分之一，譬如戏班、马戏团、剃头作坊及相声、曲艺等，皆各有行帮，各有规矩。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商帮的诞生并没有提高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力，丝毫没有改变人口与粮食供给之间的总量关系，但是，由于商帮参与粮食的运转周济，增加了粮食的边际利用率，因此，在人口局部饱和的早期，也就是明中后叶的16～17世纪，其诞生有利于缓和粮食危机。

本文摘自《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于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