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若以名气来讲，曹聚仁可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教授。——自1923年起，他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南洋路矿学院及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教授国文，就连他自己也颇为得意地说过：“什么是教授？在资格审查项目下，首先要轮到留学欧美各国，在大学研究院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或者是工程师学位的；其次才是国内大学毕业获得学位的；又其次，才是专门研究有著作的。我呢，当然什么都不是，最多也只能算是写稿卖文的人；然而我居然做了大学的教授，而且在文史系教授之中，区区也不算是很差的，并没人怀疑我，以为不该担任这样的教职。”

       其实，若以学识来讲，曹聚仁亦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家。——那是1927年，他受聘为浙江省立图书馆西湖分馆的馆员，负责整理与校辑因兵燹而散佚的《四库全书》。不承想，仅仅半年的时间，他竟将这部八万卷的类书，从头到尾地翻看了一遍，而且还指出了它所存在的三个弊病：残、陋、错，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也很自命不凡，而且竟以顾炎武自期——“我夸下了大口，说是要写一部有来历而又有创见的《日知新录》。”后来，他果然出版了《国故学大纲》、《中国史学ABC》、《国故零简》；校读了《史通》、《元人曲论》、《老子集注》等一系列的古籍，实不亚于清代的这名大学者。

        其实，若以水平来讲，曹聚仁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编辑。——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他即独自主编过周刊《涛声》，与徐懋庸合编过半月刊《芒种》，还担任过半月刊《太白》的编委……他称呼自己为“无视绅士的尊严，以小瘪三的态度登场”，但是就连鲁迅也不止一次地向他投稿，并夸赞道：“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对于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曹聚仁是这样总结的：“我们当时染笔的题材有三：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评现实剖解时事为主；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字，见之于报章的特写。”

       的确，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曹聚仁很可能就这样一直地走下去了——继续做他的教授，继续搞他的研究，继续编他的杂志……然而，民族的危亡将他从书斋中唤醒，从“虚无”中唤醒，他不能不直面眼前的“政治”了！

       那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让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剧——

曹聚仁的那个位于上海郊区的家被摧毁了：“余于1月29日自火线中避出，真如寓所即由十九路军借作司令部，我军既退，仇军又作军部；中经便衣队汉奸土著三次洗劫，什物书籍，荡然一空。”

       曹聚仁的那个年仅6岁的爱女夭折了：因为躲避战火，妻子被迫将心爱的幼女带回浙江老家。但是因水土不服，孩子恹恹成疾，再加上交通不便，求医困难，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最终夭折。曹聚仁痛不欲生，他哭泣道：“好似天地都到了末日，我这一生，也就这么完蛋了。”

       最后，几经辗转的曹聚仁终于在上海市内一处名叫花园坊的公寓里住下了，不承想，寓所的对面竟然是三井花园！——“三井乃是日本三大企业之一，经济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他们的大花园，正是我们中国人血汗所喂养起来的。”曹聚仁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说，园中栽满了樱花，虽说花期很短，但“日本人对于樱花的赞赏，也就是对于死的赞美，这便是日本军人的侵略精神。因此，三井花园对于我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刺激。”

       曹聚仁开始变了，变得几乎判若两人！——他自己也曾这样总结道：“1936年以后，我的政治觉悟引我从书斋中走出，走向抗战的洪流中去，这也正是我的生活转折点。”

       于是乎，以往从不过问政治的他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被推选为领导人之一。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于是乎，以往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他到处去演讲，去向民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和团结的重要。一次在无锡，他被当场逮捕，先是被关押在警察局，后则被送到当地驻军第八十八师的师部。

       又于是乎，坚决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他写下了振奋人心的救亡歌曲《战神的脚步》：

枪在我们的肩膊，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齐赴沙场！

渡过鸭绿江，

冲过大同江！

哈，富士山算得什么！

嘻，富士山算得什么！

我们濯足乎扶桑！

我们濯足乎扶桑！

      1994年，三联书店在出版《曹聚仁杂文集》时，夏衍亲笔为它作序，他在文章里由衷地称赞曹聚仁“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本文摘自《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