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1月9日，叶圣陶一家终于抵达了“蜀中”的重庆。房子虽说矮小逼仄了些，但有开明书店驻渝办事处相伴，则“其乐也融融”；院内虽无花树扶疏，但买来红梅折枝，盛以油瓶瓦罐，同样“其乐也洩洩”。是年7月，叶圣陶一家又迁居到了通远门外张家花园附近的巴蜀学校，他终于重新获得了久违的乡居生活的乐趣——“随处有小林，有泉石，可憩坐而观玩……蝉声泉声而外绝无他响，殊觉享受非凡。”至于日本飞机的频繁轰炸，他的态度是“管不了许多”，因为“圣陶未必有中头奖之福分也”。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这样揶揄道。

叶圣陶依然是叶圣陶，他永远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永远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情趣。

然而，此时的生活真的就那么无忧无虑了吗？为了生计，叶圣陶不得不身兼三个学校的课程——巴蜀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复旦大学。他早出晚归，疲于奔命，但是三个学校的薪金加在一起，也才整整一百块钱。家中要开伙，孩子要上学，弄得他经常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更没想到的是，屋漏偏逢连日雨，不久全家竟一个连着一个地生起病来——先是幼子至诚染上了痢疾，“四肢骨出，如照片上之难童”；其次是儿媳满子，发热兼腹泻，医生诊断为湿症；第三个是夫人胡墨林，不仅高烧持续不退，而且一夜大泻六至七次；再后来则是叶圣陶自己了，他憔悴得“两颧高起，双臂骨出”；最后一个又轮到了他的长子至善，得的竟然是致命的伤寒，“全身瘦甚，有如灾民”……此时叶圣陶内心的焦虑与凄楚是可想而知了，他写信给老友王伯祥，更告以“现在回思，犹有余悸”。是啊，不仅花雕喝不起了，昆曲看不到了，而且是“经年流寓全家瘦”。——那天他写了一首诗，诗中便有这样一句话。

瘦就由它去瘦吧，只要不死，还能继续工作，还能继续去实现他那“书生”心中的全部“所施”。然而此时的大后方，“瘦”还不是最主要的威胁，令千百万平民百姓心惊胆战的，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对于这件事情，叶圣陶似乎并不害怕，他反反复复放在嘴边的一句玩笑话就是：“圣陶未必有中头奖之福分也。”但是，炸弹却偏偏不长眼——1939年的8月19日，他那几间位于乐山县境内的寓所竟不由分说地中了一个“头奖”：

……我们寄居的乐山城毁了大半，有两千以上的人丧失了生命。我的寓所也毁了，从书籍衣服到筷子碗盏，都烧成了灰；我的一家人慌忙逃难，从已经烧着了的屋子里，从静寂得不见一个人只见倒地的死尸的小巷子里，从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之下，赶到了岷江边，渡过了江，沿着岸滩向北跑，一直跑了六七里路，又渡过江来到昌群兄家里，这才坐定下来喘一口气。

凑巧的是，这天叶圣陶本人不在乐山，当他乘着汽车心急如焚地从成都赶回来之后，面对已经夷为废墟的城市和九死一生的家人，他流下了眼泪。一向儒雅平和的叶圣陶愤怒了：

为什么要轰炸乐山呢？乐山有唐朝时候雕凿的大佛，有相传是蛮子所居实在是汉朝人的墓穴的许多蛮洞，有凌云乌尤两个古寺，有武汉大学，有将近十万居民，这些难道是轰炸的目标吗？打仗本来没有什么公定的规则，所谓不轰炸不设防城市，乃是从战斗的道德观念演绎出来的。……多数住在乐山的人以为乐山该不至于被炸，一半就由于料想日本军人也有这种道德观念。他们似乎忘却了几乎每天的报纸都记载着的事例，要是不忘记那些事例，日本军人并没有这种道德观念是显然的。他们存着极端不真切的料想，又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果然，他们输了。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也输了。

叶圣陶输了么？他带领着全家搬到了城外的一座小山下——“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新鲜空气。”叶圣陶在《乐山被炸》一文中这样写道。于是他又去照样教书，照样写作，照样会客，照样散步了。幼子叶至诚也在《关于父亲》一文中这样回忆道：“房屋虽然简陋，客人倒还常有。父亲的客人多半是当时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其中朱东润、朱光潜、陈通伯几位先生更来得勤些；常常晚饭过后不久，或单个，或结伴，提了一枝手杖，信步从城里走来；有时在我们家坐上一阵，有时邀父亲同去散步，父亲便穿上长衫，提了手杖，一同出门。……通常的走法，总是：出篱笆门左转，沿竹公溪边的小路到叉路口，下一个小土坡，从沙石条架成的张公桥跨过溪水，对岸不远的竹林间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镇，有茶馆可以歇脚……”就像当年叶圣陶在重庆时将买来的红梅折枝称之为“太平花”一样，如今这一乡居的景色，又被他欣欣然地描绘成了“翠巘丹崖为近邻”。

叶圣陶依然是叶圣陶，他永远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情趣。

他的牺牲难道是“消极意义”的吗？不，它让人们看到了其中的“积极意义”，看到了灵魂的高贵之所在。史载，两千多年以前的古希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罗马的军队攻入了阿基米德的家园，但是这位数学泰斗仍然蹲在沙地上专心致志地研究着一个图形。侵略军将利剑高高地悬在他的头顶上，他竟然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不要踩坏我的圆。”可见，伟人的特点就是将其灵魂的境界远远地高于了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叶圣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与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文化理想和精神信念上树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稳定性格。因此面对侵略者的暴行，面对一切倒行逆施，他们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操守与情趣。此时，叶圣陶心中的潜台词应该是这样的：“不要破坏我的恬静与自然！”

本文摘自《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