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像一位老塾师。”这是吕叔湘先生的回忆。

“……那时他不过四十许人，给我的印象却极深：他不像豪情满怀的郭老，也不像文质彬彬的茅公。一件灰布长衫好像穿了一辈子，轻言慢语，循循善诱，是奖掖后辈的谦谦君子。”这是陈白尘先生的回忆。

的确，这不仅是叶圣陶的外表，也是叶圣陶的性格。他诚朴淡泊，平易淳厚，一生追求的只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叶圣陶久居繁华的都市，先是上海，后是北京，却一直保持着乡居的习惯。晚九点睡，早六点起。留的是传统的光头，穿的是家制的布鞋布衣，而且多是中式的。晚饭总爱喝一点酒，不是啤酒，最爱的是花雕，每以半醺为度。从幼时便喜欢写篆字、刻图章、听昆曲，到后来又喜欢吹笛，居然能按照工尺，奏一曲“八阳”。院子里稍有空闲，便种满花木，苏州青石弄旧居多有花树、果树，北京东四八条里多的是仙人掌之类，最引为自豪的是庭间一树海棠。每至春末夏初，花事繁茂，他总要打电话请俞平伯、谢冰心等老朋友来共赏。会见朋友，年轻时鞠躬如也，尽诚尽敬。到老年行动不便，则合十问讯。书写多用毛笔，字体丰润腴厚。……他总是按着心以为然的方式，过着东方式、平民化的生活，他不向别人推荐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绝不随俗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这是《叶圣陶传》的作者刘增人为他做出的总结。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这一平静而又充满了个性的生活。

第一次，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事变，叶圣陶那幢位于上海市闸北区香山路仁余里28号的旧居被毁于一炬：三层门窗荡然无存，木器家具损坏殆尽，衣服被褥弹孔累然，书籍字画葬于灰烬……温文尔雅的叶圣陶终于愤然而起了——2月3日，他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共同签署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2月7日，又与鲁迅、茅盾等129位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早在数月之前的9月21日，他更是写下了告警于全国人民的《闻警》一文：“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这一天的晚间十时，日本满铁守备队开始军事行动，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攫取满蒙的第一手！……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庚子以来最大的耻辱！……以前种种的利用与威胁，明取与暗占，是准备，是伏线。九月十八日夜的炮声才是大张晓谕地宣告，他们现在来了，他们现在动手了！……睁开眼睛，我们青年重新认识吧！我们将来的工作与事业就从这里开始！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一向温婉节制的叶圣陶，在文章中竟三次呼吁：“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

继之而来的，则是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敌人的炮火不仅炸毁了众多民房，也炸毁了叶圣陶自1930年起就投身其中的开明书店，还有为开明书店承印书刊的美成印刷厂。正在排印的第77期《中学生》杂志被焚毁了，书店下设的编辑、出版、经理等各个部门也全部葬身于火海……

不久，苏州也告急了，面对着自己的那栋于1935年秋才刚刚买下的新居，叶圣陶不得不忍痛放弃了。这是一排四开间的中西合一式的平房，位于城内滚绣坊青石弄3号，虽然比不上丰子恺的“缘缘堂”，也说不上有多么的考究，但房前屋后遍植花树，摇光曳彩，四时吐芳，也颇为清爽怡人。那天是1937年的9月21日，43岁的叶圣陶率领着全家老小一共八口——母亲、妹妹、夫人以及三个子女至善、至诚、至美和未过门的儿媳夏满子，一同踏上了崎岖而又漫长的流亡之路。

那天走出家屋，几时再回来是未可预料的，也许回来时屋已被炸被烧了，可是当时我自己省察，并没有什么依恋爱惜之感。我以为抗战要本钱，本钱就是各个人的牺牲。具有积极意义的牺牲就是所谓“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仅有消极意义的牺牲就是不惜放弃所有，甘愿与全国同胞共同忍受当前的艰苦。积极意义的牺牲，价值当然极大，但是消极意义的牺牲也并非无关紧要。一个人当情势危迫，不得不放弃所有的时候，假如想不通，看不破，硬是不肯放弃所有，那么汉奸心理就像病菌似的侵入他的灵魂了。所以能够作消极的牺牲，也算在抗战这一桩大事业上出了一份本钱，是心安理得的事。

作为谦谦君子，叶圣陶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这是他于一年之后在《抗战周年随笔》中写下的一段文字。除此之外，他还填写过一首《鹧鸪天》，其中最后两句是：“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这，就是他的追求、他的气节。他称自己是“书生”，他更称自己仅仅具有“消极意义的牺牲”。不承想，最终的结果就连这样“消极意义的牺牲”也没能获得实现——

……我在苏州的家屋至今没有毁。我并不因为它没有毁而感到欣喜。我希望它被我们游击队的枪弹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它被我们正规军队的大炮轰得尸骨无存，我甚至希望它被逃命无从的寇军烧个干干净净。

但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叶圣陶最终还是为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背井离乡千里辗转。这颠沛流离的路上，几乎让他亲人失散，骨肉飘零。那是他们一行辗转到杭州之后，为了让开明书店尽早恢复起来，叶圣陶令家人缓择行期，自己则与同仁们取道吴兴、宣城、芜湖，先期抵达汉口。不承想，就在翘首等盼的那一天——亦即他与家人约定好的会合时间里，他却没能在南昌车站接到自己的亲人。焦急万分的他整日在“西北风大作，江雨狂肆”的街头徘徊，而且是“思绪起伏，竟夕不眠”。又不承想，第二个打击也接踵而来：从上海托运出来的书籍、纸张以及印刷厂的机械、物料，均于镇江附近的白莲泾遭到抢劫，加之南京被围，长江中下游告危，使得他们在汉口筹建编辑出版基地的设想成为泡影。友人夏丏尊与王伯祥频频致函叶圣陶，力劝他即刻返沪，但他坚决不回头：“沪如孤岛，凶焰绕之，生活既艰，妖氛尤炽。……近日所希，乃在赴渝，渝非善地，故自知之。然为我都，国命所托，于焉饿死，差可慰心。幸得苟全，尚可奋勤，择一途径，贡其微力。”他在复函中这样写道。

这天是1937年的12月26日，终于与家人获得团聚的叶圣陶再次踏上了征程。站在西行的船头上，望着渐渐远逝的故乡，他慨然赋诗一首：

故乡且付梦魂间，

不扫妖氛誓不还。

偶与同舟作豪语，

全家来看蜀中山。

那天，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爱我的故乡，但我切盼着的是回到扫尽了‘妖氛’的故乡。”

本文摘自《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