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是指合法体制外的、拥有正式制度，以及以非法经济活动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其常见谋生手段是走私、贩毒和收取“保护费”，而最具特征的方式是收取“保护费”，即俗称的“吃地头”。收取“保护费”的行为，是界定黑社会的必要条件，而走私、贩毒只是其补充条件。譬如一伙人仅限走私、贩毒，不一定构成黑社会要件；反过来说，若强制收取“保护费”则属黑社会无疑，而无论是否从事其他犯罪行为。

强制收取“保护费”是黑社会牟利的基础性方式，下面简述收取“保护费”的经济学原理。

俗语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并非任何一个暴力团伙想收保护费，都有机会收保护费，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国家能力的懦弱，给予黑社会不当得利的机会。黑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黑”社会，背景在于“白”社会有问题。

黑社会与国家制度缺陷的复杂关系，牵涉到国家起源、结构、运作模式和财政敛取方式的具体运作过程，拙作《中国政治时钟》另文试析，这里简述黑社会诞生牵涉到的国家方面的背景。鉴于国家与黑社会以互搏而竞争土地收益，故可推断国家的缺陷事先给予黑社会可乘之机。在完善的国家制度下，黑社会并无生存空间。

依据道格拉斯·诺思的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学本质就是一项简单交易，即国家保护公民权利，公民向国家交税，双方因交易而构成一种共同体。公民权利包括生命权和经济权，其中生命权是定数，呈现为公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公民缴税后，国家就有义务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若有第三人伤害公民的生命权，国家有义务消除伤害现象，并给予伤害者以惩戒。除此之外，国家更大的义务是保护公民的经济权，古代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经济权主要体现为土地产权。

接下来，国家存在一大课题：究竟要如何实施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

国家实施政治权力的过程称为行政，不同国家的行政模式大不相同。因中国幅员辽阔，又实行高度统一的政治集权模式，自秦汉迄今主要奉行一种基于“九品中正制”的长链式权力模式，也是一种权力逐级依次代理的模式，这种行政权力模式的特点是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然后依具体事项逐级层层下达指令，每一层机构由上至下传达并执行。汉魏时期“九品中正制”理念诞生，最初的架构设计涉及9层，并分正副（称正品和从品），自正一品到从九品一共18级。

这种政治技术模式滋生了复杂的政治生态，其中重要的现象是政令不通畅，以及违反中央指令的阳奉阴违现象盛行。地方官员（故意或无意中）违反中央指令的强度，与其距中央的层级距离成正比，当然也与官员的级别成反比。级别越低的官员，接到中央指令时经过的中间环节越多，存在的信息误读越多，承受的政治监察也越松懈。因此，一道中央指令经过十几次辗转传递，很可能大幅度扭曲了中央政令的政治意志。

这种政治意志的扭曲体现在土地制度上，就可能产生地权保护不周。换言之，政府已经核准农民耕地面积和产出，开始借以对农地拥有行为征税。但是一旦地权保护不周，就产生严重的政治道德风险：政府承诺保护核定的耕地并征缴税收，结果在保护地权的过程中，地方官员有意无意地违逆中央政府的旨意，并未保护入籍征税的土地，其结果是一部分已按章缴税的农地没有得到国家保护，成为土地财产安全的风险敞口，其地租收益甚至全部地权都可能被强人夺走。

这一部分未被国家充分保护的地权，我们称其为“剩余产权”，意指国家虽勉力保护仍无法保障安全的土地资产。黑社会之所以能够“吃地头”，就因为这一部分“地头”，是允许偷吃的。在古代，剩余产权时常被权贵或豪强夺走，史称“土地兼并”。回顾中国历史，许多朝代都因“土地兼并”泛滥毁于一旦，譬如汉代泛滥的土地兼并不仅消灭了两汉，而且影响延续数百年，造就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在另一种情形下，土地的剩余产权并未被第三人夺走，但是土地产生的地租被人夺走了。换言之，土地产权还在，但是土地收益被窃取了，这种不当得利方式也可以称为“寻租”，即对土地产权进行寻租，更精确的解释是对土地的剩余产权进行寻租，通俗地说就是“吃地头”。

土地剩余产权寻租，就是黑社会不当得利的经济学原理。

本文摘自《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于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