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人口，千余官员，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

在百姓概念当中，官员即掌握权力的干部，特指副科级以上干部。它不限于公务员，也包括企事业单位领导，即民间所谓“头头脑脑”。

中国古代称官职为“缺”。“缺”有肥瘦之分，“肥缺”油水丰厚，“瘦缺”清水衙门。这个古怪的名词，本身即蕴含合法体制江湖化的寓意。油水并非“官饷”，而是私底下的收益。缺，能够公开分肥瘦，表明朝廷默许官员腐败，睁只眼闭只眼。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银子不来自俸禄，尽人皆知。权力介入体制外的交换体系，能获得大量灰金。在中国，江湖——体制外的组织体系，是腐败的最大工具体系。这一块利益庞大，超过特定阶层的合法分配份额，足以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从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将贪官、清官截然分开。近代以来，政治腐败与江湖运作具有很高相关性和相互依赖性，江湖成为贪贿的核心手段。对于官员，无江湖不富，无富不江湖。

将官员从公务员中挑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群体，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默认收益差异。并非所有官员都是贪官，而是说依照泛化的江湖背景和游戏规则（“道上规矩”），依其牢牢控制的社会分配体系，财富会自动地流向这一群体，形成以权力为尺度的再分配体系。这非由某一人道德修养决定，而是由整个社会习俗、不成文法系再造出来的。人固然生而有贪欲，这个常识常使外人误以为官员的“油水”都是主动捞来，其实不尽然；官员即使坐在家里也会盆满钵满，不用索贿，有人主动上门巴结送礼。不知多少趋炎附势的平民，眼热、眼红权力带来的特权，将官员家中挤得水泄不通。不全怪贪官，也不全怪刁民，双方都参与建构了这种特权游戏。俗语道：“一个巴掌拍不响”，一种不成文规则是由游戏的N方博弈而来。官员内生于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官员。

许多中小城市，大年前夕的政府住宅区大多车水马龙，送礼的人们自四乡汹涌而来。其来势凶猛，即便清官也很难抵挡。一瓶酒，一条烟，一包茶，说起来都是轻描淡写，有时甚至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丝毫不露把柄；若细看，分量都不轻，一瓶XO价格近千，几条“大中华”再上千，茗茶价码都以千计—— 一包贺年塑料袋藏着“小意思”，足够一个工薪阶层全年的薪水。大势如此，即便有人真心做“清官”，不参与钱权交易，不批条子，不托人情，但多如牛毛的礼物足以让“清官”进入一个新阶层。当官敛财如此容易上手，令旁观者目瞪口呆。

譬如，厦门远华走私案。1996年厦门38层高楼“远华国际中心”破土时，“远华公司”邀请嘉宾近2000位，每人“赠送”价值3000元的礼品，包括1000元红包，一瓶马爹利洋酒，两条“三五”牌香烟，一把精美的洋伞；此外，每位嘉宾还参加一顿鱼翅、鲍鱼、人参、燕窝的“工作餐”。这2000个滋润者，除部分新闻记者外，大多是官员。对于凭地位蹭油水的官员，若以传统清官贪官概念分野来说，我们该将他们划入哪一范畴呢？清官算不上，贪官没到治罪地步。不白不黑，得了便宜不留把柄，这是掌握分寸的妙处，博弈的均衡点。庆典在中国是家常便饭，如果没有点“小意思”，怕也没人去。来宾是来捧场的，“小意思”是一个交换，交换来宾的面子。来宾的面子哪里来？就因为是个官。所以这是一个微缩的权力寻租。依南方民间行情，20世纪90年代一个礼袋数百元，数目不大，却也值工人一月工钱。官员像走穴的歌星，每月都赶场子，东家请西家邀，隔三岔五剪彩庆典，一年油水积累下来，数目必然可观。

   当官好，这是公开的秘密。

本文摘自《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于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