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言溪峒夷僚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诏释其铜禁。”

这是《宋史•蛮夷传》关于皇帝下诏放开黔南地区铜禁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贵州地区傩祭盛行的状况。

今天，在很多人的眼里，傩和傩祭是愚昧落后的一种表现；最多不过给其加上原始、粗犷、神秘一类的修饰词，算是对所谓“原生态”文化的尊重。

实际上，傩并不是简单的落后产物，而是中国极为古老的文化现象，这种独特的仪式在商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中原地区出现了。

《说文解字》对“傩”的解释是“行人节也”，清代段玉裁做了进一步的注解：“傩、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傩 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

这一点与《礼记•月令》的记载相吻合：“季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难，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

“难”字通假为“傩”字的真实原因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最晚在商代的时候，就有了傩祭的仪式。

在周代，负责主持傩祭仪式的是方相氏，据《周礼•夏官》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驱疫。”

从这些历史文献来看，傩祭是当时进行天人沟通的一种仪式，其目的在于驱除灾疫，祈福纳祥。

二

从秦一直到明清时期，傩祭都十分流行且不断发展，出现了宫廷傩、民间傩、军傩和寺庙傩等多种形式。

汉唐时期，在宫廷中还举行盛大的傩祭仪式，张衡的《东京赋》里就 有关于傩祭的描写：“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明清以后，曾经广泛流行的傩祭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逐渐销声匿迹，在贵州却大量保留下来。

即使是在明代，贵州的傩祭依然与上古时期的傩祭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坚持的同时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很多故事情节，有了浓厚的娱乐色彩，逐渐演变成为傩戏。

在坚持中融合，在融合的同时又有坚守，傩祭从宫廷走入民间以后，在波澜不惊的岁月中一路向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样貌。

三

在贵州，无论汉族还是彝族、土家族、布依族，乃至苗族、侗族都有特色鲜明的傩文化流传下来。有的地方叫作“傩堂戏”“傩坛戏”等，甚至有些地方干脆直接叫作“冲傩”或者“跳神”。

如今，人们能够见到最古老、同时也许是最原汁原味的傩戏当属彝族的“撮泰吉”，撮泰吉是彝语，其意思是“变人戏”，也就是关于人类衍变的戏。

变人戏曾经在彝族地区广为流传，如今仅存于威宁一个叫裸戛寨的小村寨，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荒僻之地。

通常在正月初三到十五期间，裸戛寨会演出变人戏。

表演之前，表演者们会用包头布把头顶缠成锥形，以象征他们披着树叶；同时会在躯体和四肢上缠满白布，用来象征他们是赤身裸体。

表演的第一个环节是祭祀，在场地四角点燃灯笼后，山神老人的扮演者一声令下，表演就正式开始了，时空也仿佛一下子被切换到了人类的童年时期。

山神老人和几个象征着不同身份的表演者模仿着熊的步伐，手拄棍棒，踉踉跄跄，像从遥远的原始森林里走来，一边走还一边发出猿猴般的吼叫声。

他们首先会斟酒祭拜天地、祖先、神灵、山神、谷神，祭祷完毕后就进入了正戏。

正戏是通过夸张的舞蹈来表现反映先民创业、生产、繁衍、迁徙的历史，表演中还有对白和诵词，诵词的主要内容是驱邪、讲史和祝福。

正戏后是庆祝丰收的舞狮环节，狮子在锣鼓声中登场起舞，几个演员则挥舞着棍棒与狮子嬉耍，气氛十分热烈。

在正月十五那天，还会增加最后一个环节扫火星，由山神老人带领着演员们挨家挨户拜访，给村民们献上良好的祝愿；走访完毕后，表演者们 来到寨子边上再举行一些独特仪式，大家高呼“火星走了，火星走了！”

这一环节完成后，人们认为一切灾难和不顺都会因此而远离，对于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贵州的各种傩戏形式都离不开神奇的傩戏面具，面具也是傩戏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

不同地区的傩戏中，面具的形制、制作方式、原料材质都可能会有不同；但这并不妨碍这些面具发挥象征神灵和神力的作用。

表演者一旦戴上这种俗称“脸子”或者“脸壳”的面具，传递给自己和观众最大的信息就是他此时已不是凡人，而是具有无穷威力的神灵。

外国人曾这样评价傩戏：“像这样高水平的民间艺术，欧洲没有，你们将它保留下来，很了不起。”

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把贵州的傩戏和“巫风炽盛”“崇巫尚鬼”联系 在一起，虽然傩戏不乏这样的色彩，但其起因却绝不是因为所谓的“疏于 人事、勤于鬼事”的民俗，而是与中华早期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四

中华文明十分注重天人合一，强调天人感应。傩戏的前身傩祭就是先民们在寻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天人沟通的方式。

在这样的仪式当中，天和人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无论是表演者还是参加者都深信，通过这样一种沟通，上天会因为人类的祈祷而为他们驱除 灾疫，也会对人类的行为给出一定的指示。

“行人节也”，这个“傩”字的本义，也许才是傩祭或者傩礼的真正用意。

只有适应自然的规律，人类才能永久的生存，违背了自然规律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远远不是人类先民心中畏惧的瘟疫、灾难、邪鬼恶神所能比拟的。

在贵州的许多地方，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思想已经成为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人类和动植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无论草木还是山石和人类都是同源共生的。在他们纯朴的心灵里，大自然是值得敬畏的。

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生态日益恶化的当今时代，贵州的生态系统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平衡，绝不是偶然。

这些被贴上愚昧、落后等标签的坚守，恰恰是对一些笼罩在文明、科技光环下破坏行为的最大警示。

千百年来，无私的贵州山水养育了各个民族的无数儿女，赋予他们山之风骨、水之灵慧，为他们提供了安静的身心栖息家园。

千百年来，各民族儿女也为山国贵州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和魅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如跃动的火焰一般，在青山绿水之间生生不息。弯弯曲曲 的山道上如彩云一样飘动的盛装，捕获了无数人的目光，静谧时空里清丽悠扬的歌声，俘虏了无数人的心灵。

风情各异的少数民族村寨，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服装，声如天籁的民族大歌，神秘奇特的民俗文化……

这些并非简单的地域文化的孑遗和碎片。

如果仔细探寻所谓的“原生态”文化，就不难发现其中既有来自中华文化传统源头的坚守，也有在不断前行的岁月中形成的融汇与再生。

几千年这端的“小文化”竟是几千年那头的大文明。

本文摘自《贵知行》，贾天兵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