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盛连喜发现，环保组织的论证是先有保护区，后有重庆的城市扩展，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迥异。
“保护区不能随便动。”盛连喜说。他表示，自己将研究之后再行提案。他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对国内全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现实状况进行调查。
环保组织的关注从未停止。
自然之友于1月和2月分别致信环保部、农业部，针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申请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对此保护区调整的会议记录在内的多项信息公开。
他们并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农业部给出了不予公开的理由：被要求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
负责自然保护区工作的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也并未在“两会”期间对记者详细说明保护区调整的进展。截至发稿，环保部尚未回复本刊的采访申请。
分析人士称，环保组织有可能还会通过法律途径，对以农业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进一步要求信息公开。
被“随意裁剪”的保护区
长江上游流经重庆市，首先经过江津区，再往下数十公里就是巴南区。
在这，长江干流被小南海水电站规划中的坝址——鱼洞镇中坝岛，分隔为内、外两道江。
附近的渔民介绍，在上游大坝的控制下，即使水流充足，小南海江段的主航道也才5米深，800米宽，夏天将够行船，冬天只能封航。
他们还说，近年来上下游环境巨变，打渔时几乎只有家鱼。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偶尔会发现野生的珍稀鱼类胭脂鱼，但中华鲟早已多年不见。珍稀鱼少了，人们也丢掉了猎鱼时用的铁渔网。
事实上，调整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的范围，这不是第一次。
1996年，为缓解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鱼类生态环境的影响，四川省政府在上游的泸州至宜宾新市镇分别建立了两个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
一年之后，这两个保护区合并成为“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这里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但2005年4月，国务院再次批准农业部关于该保护区的调整方案，给选址云南、四川的向家坝、溪洛渡的两大水电站让位。调整之后，保护区长江上游江段近420公里江段缩短至353.16公里。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曹文宣院士等多位权威生态学者表示，在小南海江段供珍稀特有鱼类繁衍的生态环境，长年受到水电工程的影响。
自2003年最后一次发现白鲟，这个再难以循迹的物种已被认定基本丧失了维持繁殖或生存的能力，归为“功能性灭绝”。而洄游性鱼类中华鲟，目前也只能追溯到长江中游葛洲坝一带，无法回归到上游。在353.16公里长的保护区江段内，如今只有胭脂鱼还时有发现。从这个意义说，这片保护区是长江上游洄游鱼类的最后栖息地。
尽管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调整保护区的意图就是为了上马小南海水电站，但调整后即将“消失”的保护区江段刚好与水库影响范围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不言自明：大坝和保护区，只可选其一。
“在长江干流上应该少修两座坝。而保护区实际上是不应该调整的，长江的干流有必要留作珍稀特有鱼类的生态通道。”曹文宣院士在武汉的家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曾发表报告，称小南海和其他梯级电站开发的累积效应将会严重改变河流生态系统的水域环境，阻断珍稀特有鱼类迁徙繁衍的生态通道，从而对栖息在该河段生物种类造成毁灭性影响。如按计划调整后，这一长江上最后的鱼类保护区，将被削减五分之一的长江江段，总面积也“缩水”百分之四。
然而在去年11月举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会议上，重庆市环保局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申请，得到了30名委员的全票通过。
不过，一位参加了这次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以匿名形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在场的学者仅仅表示“有条件的同意”，有学者还在评议表中提出，对长江上游保护区的调整“绝不能再有下次”。
一位环保人士谈到这次对保护区的“判决”时坦言，即便是国内的顶级专家，有时也难免沦为“泥娃娃状”，在外部压力下，按照外界的要求重塑自己的立场。
上述评审委员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也是名自然保护主义者。但是在中国说生态保护，很难只考虑保护本身。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影响很大，而重庆市又已将城市延伸到保护区内，此时已经很难再纠正这个历史的错误。”这名学者表示。
环保人士也对评审委员会的回天乏术感到沮丧。
而根据1990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长江上游待批的梯级水电站除了小南海，还有上游数十公里处的石硼、朱杨溪等在“排队”。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李波说：“这次事件对自然保护区的随意剪裁和法律性的挑战，将起到极大的‘示坏’作用。今天可以为重庆改，明天也可以为别的省改。”
政府紧逼，扫清障碍
事实上，小南海水电站早在1990年便被规划了。水库正常蓄水位196米，装机容量176.4万千瓦。但之后若干年，它一直停留在规划中。
直至2009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突破小南海水电工程等战略项目的前期工作”，之后重庆市政府几乎是步步紧逼。
对于重庆方面“细致入微的公关”，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曹文宣院士并不赞同。他说，他看到过一部分有关长江上游保护区的会议纪要，愕然发现文件中把关注“小南海”生态影响的专家当作是“障碍”，还要“扫清”。
而这一观察也暗合很多环保人士分析出的重庆策略：集中力量排除调整保护区的阻力，为建立水坝做足前期工作。
保护区调整经过评审会通过之后，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水电工作的统筹办副主任汪钦琳，曾来京与反对声音较大的环保组织面谈。接触过重庆市政府的环保人士表示，虽然其态度不可谓不“友善”，但对待保护区的态度仍然很坚定。
“他们表示，调整保护区是为了贯彻中央对重庆市的战略部署，实现重庆城市的整体规划，并解决重庆对外来能源、水资源的依赖。”曾对话重庆官员的大自然保护协会长江项目负责人郭乔羽博士说，“这些政治术语在我看来更像冠冕堂皇的理由。本应是先有保护区，后有城市整体规划，并且通过对上、下游水电站的协调，重庆可以获得替代性的补偿。”
而重庆市发改委对外界的质疑表现得十分淡定。长江水利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李金洪副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避谈外界质疑给重庆方面带来的压力。
“他们要反对就让他们反对吧。媒体也有报道的需要，就让他们报吧。政府办事是有一种责任感的，不会随意决策。”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政府的这种淡定，让环保人士感觉处于劣势。
“我们只能坚持说，一些专家曾经说过保护区调整是有问题的。而此时他们(重庆市政府)会说，这些专家现在说没问题了。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观点弱，而是处境弱。”郭乔羽博士说。
一位长年从事长江生态研究的权威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庆方面之所以强势“排雷”，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弹。按照专家们的分析，重庆方面是以小南海水电站为筹码，为三峡工程建设以来重庆市付出的各种代价找“补偿”。
保护区退，大坝上
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的长江流域水电布局，长江上游和中游的生态环境始终在退守。
2005年，国务院批准将长江上游保护区合江和雷波两个江段合并，亦是迁就位于云南、四川的向家坝、溪洛渡两大水电站。生态专家和环保人士原本冀望“小南海”江段成为守卫长江生态环境的最后阵地，但如今保护的声音也似乎被全面压制。
根据重庆市政府与中国三峡总公司于2006年8月8日签订的长江重庆段水电开发合作协议，小南海水电站项目的前期工作早已进行完毕。
3月17日，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新闻发言人朱光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南海水电站项目尚未交到公司手上，并且仍还是前期论证阶段，论证工作亦无时间表。
“三峡工程的前期论证都是几十年的。”他表示。
不过，今年1月29日，在集团召开的建设部班子调整宣布大会上，集团公司设备物资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卢正在已经正式出任重庆小南海水电站筹备组领导班子的组长和党支部书记。
2010年年初，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曾和长江三峡总公司的负责人讨论过包括小南海水电站在内的大坝，对长江流域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逆的。
对方沉默了许久，然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
年过古稀的吴登明关注保护区的鱼类命运已有三年之久。这位重庆大学的退休干部曾为保护区多次奔波在重庆市发改委、环保局之间。“也想给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办公室递材料，但没有路子，到不了。”
在环保人士看来，虽然“小南海”事件仍未了结，但这个案例已经透视出地方政府开发的强大意志与民间力量的对比。
“当城市发现它的拓展边际受到保护区限制时，‘系统’就会冒出强大的长官意识，一切力量只能服从。”一位环保人士坦言。“如果不符合这个系统的时间表和思路，即便是想帮有关方面做好同一件事，也不一定能成功。”
根据已经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今后五年中央和各级政府将“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与之相对比，“十一五”规划对水电开发的描述则是，“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
从“基础”到“前提”的转变，曹文宣院士认为，这是对生态保护的回归。
但也有谨慎而细心人士发现，纲要中对水电开发的态度，已从“有序”变成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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