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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是一般的回国。我们是沿着西奈沙漠、戈兰高地、伊朗山脉一步步量回来的,我们是捧掬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的水一口口喝回来的,我们是抹着千年的泪滴、揣着废墟的叹息一截截摸回来的,我们是背负着远古的疑惑和现实的惊吓一站站问回来的。
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尊敬。
祖国。今天我终于及时赶到。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我们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两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车上换了羽绒衣。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
经过这么一次考察,再来看国内的文化遗迹,产生了不同的目光。
例如,今天我又站在敦煌石窟前了。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敦煌造型与印度佛教形象的明显区别姑且不论,从大的角度着眼,它也证明了中国佛教的艺术化、景观化取向。也就是说,佛教走向中国的世俗民间,以美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义、自由、弹性,避免了它在自己故乡的不幸遭遇。
刚这么高兴地想着,眼前又出现了那个藏经洞。今年是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百年间这个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伤感。我这次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看到,那里的远年遗迹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有些文物也运到了西方博物馆,但那些国家好像没有我们那么伤感,有些遗迹边上还树立着西方考古学家的雕像。
怎么来看待这种差别呢?
答案也是这次考察给我的。不是由于中国人狭隘和小气,根本原因在于其他那些古文明早已中断,与后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再存在畅通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因此,当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学家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就像活生生从一个血脉连接的肌体上剁去一块,当然疼痛无比。何况在时间上,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华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因此对这个问题,当代的年轻评论者不能诊断导过于潇洒和轻松。
三星堆:一个很难说清来龙去脉的古文明进化上,埋藏着无数美丽而怪异的高难度金属铸品,如果不是去了挖掘现场,儿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
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这种人世态度显得那么通俗和健康,这至少也是它长寿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太重视人际关系,两千多年下来,人际关系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生存资源。是资源必然引起争夺,争夺的主要方法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这就从正道变成了岔道。
在这条岔道上后来又遇上了“斗争哲学”,这让人更加习惯了对一切探索者和创造者的“围猎”,更加磨炼了抉微索隐、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技巧,这是中华文明的杂质,不值得玩赏。
这次在国外我曾一再拜托伙伴们一起留心一个问题:这些各有危难的国家,有没有一些共同超过中华文明的优点?大家反复观察,最后终于有了一个结论,这些国家的国民,从整体上比中国人单纯。
得出这个结论有点痛苦,因为我们早已明白有些国家的文明生态是难以收拾的,但居然他们比我们单纯!其实我们谁不知道,他们的单纯就是只顾自己,不大琢磨别人,结果反而彼此轻松。按照梁漱溟先生的意见,我们必须重新唤回早期哲人留下的原则:彼此尊重,互相礼让。
百般使命,只要人际关系复杂,便什么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远,只要人际关系单纯,便怎么也走得通。因此,我们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探讨,放在简化人际关系的迷魂阵之后。
山西的平遥古城: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旧址,和杰出的理财大师雷履泰的身影。
车队的伙伴们对于我与那么多遥远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深感奇怪。我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入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
抵达平遥前,我们在临汾祭拜了尧庙。前些天,我们又在陕西祭拜了黄陵。祭拜黄陵时我们的祭文中有这样一句:禀告祖宗,此行成矣。
千年走一回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车轮滚滚尘飞扬,祖先托我来拜访。我是昆仑的云,
我是黄河的浪,
我是涅槃的凤凰再飞翔。
法老的陵墓,
巴比伦的墙,
希腊海滨夜潮起,
耶路撒冷秋风凉。我是废墟的泪,
我是隔代的伤,
恒河边的梵钟在何方?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东方有人长相忆,祖先托我来拜访。我是屈原的梦,
我是李白的唱。
我是涅槃的凤凰再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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