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十月的某一天，天气很好，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打车去八道湾。住处离那儿很近，只七、八分钟就到了。这是我第三次来这里。

八道湾胡同坐落在赵登禹路和西直门内大街的路口。记得第一次来八道湾前，专门请教了商友敬老师。老师是来过的，他取出一张北京地图，标出八道湾胡同的位置。还对我说，这个胡同真的要转八个弯。那次，我真的边走边数了，但因为激动没数清楚。那时，胡同很窄，土路，高高低低的。

第三次见到的八道湾胡同，变化很大，胡同的第一段好像被改建拉直了，可以一眼看到胡同的深处。路上铺了水泥，胡同两边的墙都粉刷一新。胡同对面的老房子已被高层住宅小区取代。我举着照相机，一边录像一边往里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八道湾十一号的门口。与一九九七年第一次来时没有区别，还是那样低矮窄小。只有门牌是簇新的。门口晒着衣被、煤球。一条很小的过道通往院内。我迟疑了一会儿，往里走，关掉了照相机的录像功能。

苦雨斋还在。树也在。但搭建在院子里的各种小屋子把它基本挡住了。只能看到苦雨斋的屋顶。再往里走，全是新搭的小房子。侧耳听听，住户都不是说北京话的，应该是来京打工的农民工。

八道湾十一号成了真正的大杂院，破败的大杂院。空间逼仄得叫人胸口一阵阵发闷。我从侧门走出院子。又回到正门口，拍了几张照片。站了一会儿，再次走进院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苦雨斋的屋檐下装了很多栅栏，是为了防盗？这使得苦雨斋看上去像被锁在了笼子里。尽管这房子是院子里最高的建筑，可现在完全没了气势，犹如一头奄奄一息的困兽。除了这间房子，在各种资料里提及的与这个不平凡的院子有关的诸多遗迹都辨别不出了。那些遗迹在新文学史上很重要。我给苦雨斋的屋顶拍了张照片。树影婆娑下的屋顶显得很是古怪。没有风。即便有风，白杨的话也是听不到了。

我默默走出院子，在胡同里逗留了很久。这里还留着不少四合院，八道湾十一号是最不像样的。

那时商老师已经过世，我再也无法像前两次那样将苦雨斋的状况说给他听。商老师编过一本《苦雨——周作人小品精萃》，一九九四年上海书店出版。薄薄一册，却很能反映老师的周作人观。巧得很，商老师送我第一本书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知堂小品》，送我的最后一本书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太平书局出版的周作人的《苦口甘口》。记得那是在一个傍晚，我去看望重病在身的老师。他坐在书桌后，环视书房，对我说，很多书都卖掉了，知道你喜欢周作人，给你留了一本。说着，就把《苦口甘口》递给我。我的心猛地一沉——老师开始散书了。

《苦口甘口》是周作人总结自己思想的开始。他在书中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有人说，鲁迅是热的，知堂是冷的。我以为不确切。周作人说了如此沉痛的话，却又在书中提出“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伦理自然化，是要反对封建礼教，纠正种种不合人情物理的现象，要“疾虚妄”“爱真实”。道义事功化，是要反对一切八股化，落实真正的人道主义。以知堂老人的见识，在一九四四年底，他应该能根据时局大致猜出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他依然热衷于文化批判，思想启蒙。“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早就是写在书上的好思想，是否实现，真不好说。我只知道，人情物理的常识还要靠写文章做讲演来传布。近几年，这类文章写得不算少，检点一下，倒也可以编成一本小书。碰巧，永通兄也有此意，于是这些文字便又有了接受更多读者批评的机会。

花几分钟读一两千字的文章，如果只是明白一点常识，在当下未免有点不经济。文章要经营，何处连，何处断，材料的处理，观点的出现，都要费心思，那样才能让读者获得多元的体验。好文章如同一个健康的人，除了肢体健全还要讲究血脉气韵通畅无碍。说说容易，做起来真难。好在有知堂老人的文章在。比如《苦口甘口》一文，老先生用大部分篇幅劝青年人不要以文学为业，他将这些劝告称为“苦口”。直到文章最后一节才用一则笔记来提醒读者“甘口”的危害。他说这是他发明的“新式作文法”。再如《遇狼的故事》，前有正文后有附记，讲旧笔记里的狼，讲自己年轻时遇狼的故事，就是不讲那会说人话的狼是谁。周作人对这些“不切题”“跑野马”的文章是满意的。我读了，很喜欢。一是信息量大，每次读都会有收益。二是不平铺直叙，有余味，一边读一边总情不自禁地琢磨老先生为什么这样写。读着想着，就觉得美妙愉快，于是梦想着也能把文章做得像艺术品，不想落入教育教学随笔案例的窠臼，想当一株墙外的白杨轻轻地发一点自己的声响。多年来，读读写写，孜孜矻矻，可成绩并不好。不过好文章的标准我是知道的，求上进的心思一直还在。

一九九六年底的某一天，我在商老师的书房里闲坐。老师说友人传真了一篇董桥的文章给他，题目叫《苦雨斋萧寂得像古寺》。我接过来看，文中说周作人与兰姆一样“博读，阅世也深，只是不甘随俗，所思与所行往往不能一致，不幸手上那支笔又格外通灵，文章于是处处是朦朦胧胧的乾坤。”还说周作人出任伪职是因为“天真的矫情性格和鲁莽的反叛心理”。文章里摘引了周作人写给章衣萍的信：“北京也有点安静下来了，只是天气又热了起来，所以很少有人跑了远路到西北城来玩，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同古寺一般，虽然斋内倒算不很热，这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找来重读，忽然发现字句虽淡，意思却浓。“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有些人和事实在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得透说得明的。

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忍不住地想，如果老师还在，还能坐在他的书房里，在柔和的阳光中，翻翻书，说说周作人，谈谈教室内外的故事，讲讲允成的趣闻，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