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黄金周,国内各大景区人满为患,加上高速公路初次免费,交通拥堵更是史无前例。这一现象的产生,源于亿万人集体出行,但深层的政策性因素不可忽略。从某种角度讲,国庆游客井喷的背后,与几年前节假日改革的逆向调节紧密相关。
2007年12月,国家对法定节假日作了调整,总天数由10天增加到11天。其中,“五一”放假由3天调整为1天,减少2天;春节放假起始时间由农历正月初一调整为除夕;清明、端午、中秋各放假1天。此次改革的初衷,正如当时宣传的,是为了避免长假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产生较大冲击,特别是缓解交通出行、景区负荷、餐饮住宿等方面的压力。但是,这一贴药却开反了。由于削减了“五一”黄金周,2008年就出现国庆长假极为严重的“报复性”人潮。而在今年,恰逢中秋、国庆“接龙”,又趁高速公路“宴客”,大江南北之人海茫茫,更是登峰造极。
那么原本治病的药,为何却加重病症?政策南辕北辙,根子在“以堵代疏”的思维习惯。当看到黄金周人浪滚滚,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从政策、管理层面疏导,首先想着的是减少、取消——包括今天仍有因国庆游客过多,而干脆彻底取消黄金周的提议。可以说,这与各地采取截访手段解决信访问题,以求京城、省城眼不见为净,可谓异曲同工。而鉴于民间长年惯例,变除夕为节假日并无实际意义(当天本已普遍不上班),其结果是,春节放假也相当于减少1天。这表明当时的政策设计者不太了解民情,他们着眼于表面上的数量等同,却无视人们对放假的实际感受。被压缩1天的春节假期,若扣除回老家团聚、走亲访友的时间,人们就没有多少远行的余地。如此看来,节假日改革使国庆黄金周成为跨省旅游的首选时间窗口。原来的“五一”、国庆、春节三个时段,被减为国庆一个时段,这无疑使国人出行更畸形地集中于“十一”期间。
当然,节假日改革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是推行带薪休假制度。国家为此出台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从国际经验看,居民个人出行包括休假、旅游、探亲等活动,也主要通过带薪休假来安排。但带薪休假十多年前已写入《劳动法》,问题是始终难以落实。可见,该惠民制度仅仅是“纸面上的权利”。当带薪休假对大多数人还是空中馅饼,黄金周却被先行削减,这样的行政风格透着言重于行的习气。毋庸否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太多的空洞条文,口号很美妙,理论很丰满,怎奈说过算过。只要政策文件在逻辑上说得通,可操作性与执行力往往被忽略,以至如何强化监督,让带薪休假制度得以推行,就成了一件无关痛痒的事儿。
若对5年前的节假日改革进行反思,其出发点无疑想让公众得益。节假日增加1天,也显然给大家带来实惠。可遗憾的是,与不少公共政策一样,虽然费尽苦心,社会舆论却颇有微词,我们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平心而论,那年的改革程序到位,并且广泛征求意见,包括通过网络和电话等进行社会调查。但人们仍然怀疑调查的科学性、普遍性和规范性,尤其是怀疑对民间意见的真诚态度。因为对社情民意的征询,各地存在形形色色的走过场。往往决策早有定论,那些发出去的问卷,除
了增加行政成本外,通常是从中找几句呼应乃至拥护政策的好话。从更深层次看,我们的许多政策为何吃力不讨好?比如,高速公路免费本是好事,可时点选择不合适,就导致政策“添堵”;适当分散节假日密度也没错,可带薪休假制度不匹配,就导致政策“添乱”。一句话,公共政策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信守市场法则,讲求全面、均衡地执行到位。其实惠民与扰民有时仅半步之遥,光凭一腔热血拍脑袋,容易好心办坏事,也将受到现实的惩罚。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归节假日的本质。节假日,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休息权益,更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节假日改革应以人为本,不能反客为主,将拉动国内经济、弘扬传统文化等摆在核心位置。从愉悦身心的角度,国庆这般“扎堆”出游,不仅难以取乐,而且花钱受罪,对社会秩序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这一切的错,绝不是因为黄金周的存在。事实上,推行带薪休假制度与保留黄金周并不矛盾。我国法定节假日天数本不算多,即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带薪休假也不为过——毕竟欧盟国家保证每年最少4周带薪休假。反观我们不少单位连加班工资都难确保,带薪休假的落实更有难度,所以黄金周仍是多数国人远途旅游的主要时段。从现阶段实际出发,鉴于“五一”前后出游,对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最为适宜,并且符合古人踏青的传统,更利于分流旅游“洪峰”,建议恢复“五一”长假(若法定节假日天数不变,可从国庆假期匀出1天);春节是国人最看重的节日,理应在时间上作些延长,建议春节假期延长1天,鉴于公众现今对端午的参与性较低,可不再作为节假日。同时,大力推行带薪休假制度,让国人有更多的休假时间和更高的休闲质量。这也是一个责任政府的应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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