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琴棋书画“四艺”中，“书”专指书法。自仓颉造字以来，即使是刻在甲骨、青铜器、竹简上的早期文字，也有风格各异的线条，展示着质朴、直观的造型。当然，惟有毛笔的出现，真正令书法大行其道。由于笔毫性软且呈棰形，可以“八面出锋”，当挥洒于极善润墨的宣纸之上，那纵横穿插、黑白浓淡、交融渗化的气韵，将文字书写发展到全新的审美高度，更使国人与书法结下了独特的缘分。

    作为汉字文化圈中独有的艺术形态，书法是中国古代文人必修之技。不仅如此，许多人学书成瘾、习书成痴，似乎就是为书法而生。三国时期被称作楷书鼻祖的钟繇，夜晚做梦都将手指当笔，经年累月，以致被子都划出了裂痕。有废寝，自有忘食。东晋王羲之一动毛笔，常忘了吃饭，书童只能将食物送到案头。由于心无旁骛，他曾错将墨汁作蒜泥，吃得满嘴乌黑却津津有味。

    说到对书法的痴迷，不可漏了两则“退笔成冢”的典故，主人公又恰巧都是僧人。隋唐智永和尚整天将自己关在阁楼上练字，损坏的毛笔居然装了满满四大筐。智永还将这些坏笔埋在后院，成了一个小丘。唐怀素和尚少时家贫，只能取芭蕉叶练字，不知不觉竟将一万多株芭蕉摘个精光。他还做了一个涂漆木盘，每天用于习书，日复一日，笔毫居然将木盘磨穿。怀素写秃的笔可能比智永还多，埋成一座坟后取名“笔冢”。经过潜心苦练，两位和尚均成大家，可谓佛门书坛的“双子星座”。

    书艺的长进，需“勤”还需“悟”，尤其注重外师造化。张旭的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在唐代并称“三绝”。他总将耳闻目睹的感受熔冶于书法之中，因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曾看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神。北宋黄庭坚则在船上“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从中豁然开朗、顿悟笔法。

    有书缘者一般爱书成癖，若遇喜爱的作品，甚至看的比命根子还要紧。唐太宗李世民便广收天下名书，且对“书圣”王羲之尤为推崇。听说“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传至王氏七世孙智永手里，而智永已亡故，估计为其徒弟辩才所藏。但三次诏见，辩才均矢口否认。太宗仍不死心，专遣监察御史萧翼乔装商人，前往永欣寺投宿。萧翼高谈阔论、学识广博，辩才不禁引为知己。见时机成熟，萧翼便带去几幅王羲之真迹，故意在辩才面前炫耀，引得和尚心里“发痒”，情不自禁将先师家传的《兰亭序》拿出比拚。萧翼见鱼儿上钩，又怎肯放手，趁辩才有事外出，顺手牵羊偷出墨宝，呈献予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爱不释手，故有此后入土随葬之说。

    对唐太宗的这一做法，无数人深表叹息。比如陆游有诗：“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好在当年太宗曾令诸臣名家临摹，其中，虞世南所临近意韵，褚遂良所临显魂魄，数冯承素的“神龙摹本”最现原貌。收藏《兰亭序》上佳摹本，因此成了风潮。南宋赵孟坚从朋友处觅得《兰亭序》“定武刻本”，过河时风起船翻。只见他一手擎住船板，一手高举宝贴呼救。待脱险之后，见刻本无恙，欣喜地在卷面上写下八字小楷：“性命可轻，至宝是保”。

    北宋米芾也爱书如命。据《玉林燕语》记载，他在船上见蔡攸所藏王羲之《王略帖》，便求以物相换。见未应允，米芾竟卷轴入怀，赴船舷狂呼：“若不见从，某即投江死也！”蔡攸忙问其故，答道：“平生所著，未尝有此，故宁死耳。”蔡攸实在磨不过他，只好依从。

    人与书有缘，也因书结缘。齐太祖萧道成笃爱书法，某天一时兴起，召书法大师王僧虔入朝比试高下。君臣二人濡墨挥毫后，太祖发问：“朕与公卿书法，谁是第一？”王僧虔回答：“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太祖追问为何有两“第一”，只听答道：“我的书法在所有大臣中数第一，陛下书法在历代帝王中数第一。”太祖对王僧虔的机变颇为嘉许，两人自此交往也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至于士人之间因书法所结下的情缘，更是比比皆是。王羲之挥毫《兰亭序》，即缘于谢安、孙绰等友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聚会。试想他们泼墨赋诗、饮酒畅怀，可谓以书会友、以诗会意的绝妙场景。正如序中所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可以说，书法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增进交流与情谊的极佳载体。

    探究人书之缘，可知颇有几分出自天然。汉字本是像形方块，书法一点一画，仿佛人的个体生命。苏东坡曾作比喻，称“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清王澍说：“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备而后可为人。”当然，字更是书者自己。由于每个人的性情、内涵、气质不同，其作品风格千差万别，或雄浑，或飘逸，或俊秀，或老辣，或文静……正所谓字如其人，书法几乎就是一个人的真实写照。

    人显然不是静止的，所以书法也是心性、情感、思想的动态传递。毛笔书写呈粗细、轻重、方圆、浓淡、枯湿等变化，具有内在的韵律感和节奏感，便于书者直抒胸意、贯通气韵。加上汉文一字多体，楷书庄重，篆书古朴，隶书厚重，行书活泼，草书奔放，在书法表现上尽可择其所需。如果说《兰亭序》是在愉悦心情下的即兴挥洒，“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的《祭侄稿帖》则是悲愤激昂之作。真正的千古之作皆非刻意创作，恰恰因真情流露而浑然天成。这正如缘的降临，通常不是苦心等待得来，却是冥冥中的神来之笔一挥而就。

    从本质上讲，书法的原理与做人的道理相通。书法用笔以“中和”为美。一幅好作品，通过笔法、墨法、字法、章法的艺术处理，可以在意态挥洒、情驰神纵、参差错落中，实现白与黑、动与静、刚与柔、虚与实等的对立统一，从而展现中华文化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的精髓。这不正是人与自然、社会所追求的境界？

    书法还讲内外兼修，即不单求笔画精致、结构优美、章法合理等“字内功”，还得“品高”“学富”，切实锤炼“字外功”，以使作品更有力感、气韵、神采与意境。这好比一个人，光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还不够，更需道德、学识上的修养，所以学书与做人皆讲立德，“作书先做人，人正则字正”。同时，笔端的处理有藏锋、露锋之别，藏锋内敛、含蓄，但藏锋太多，易失灵动和生气；露锋直率、爽快，但露锋太多，易失稳重和内涵。做人不也如此？可见，从书的法度中，隐含着做人的许多真谛。

    总之，书法就像一面镜子，它既展现时代的风貌，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更体现个人的风采，因为每一笔都是人的心灵表达，每一画都是人的自我展示，每字每行都是根尘和合的缘来物。进一步说，书法还提升人的心性，尤其是对真正的大家而言，书是写字，又已超越写字，在一定层面回归了生命的本源。每一幅作品所对应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一种与我同在的精神。如此说来，人与书又怎能不有缘？又怎是一般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