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医家孙思邈曾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三两语道出医者境界之别。根据医学理论，人群的健康状态分为三种：一是健康未病态，二是欲病未病态，三是已病未传态。高明的医家自然富有远见，对未病者劝导养生，对欲病者预先施治，对已病者及早诊疗，于无声处阻隔疾患，波澜不惊化解病邪。这便是《黄帝内经》“治未病”的要义：“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而治国理政亦如此。正如统计表明，人群中真正的健康者和患病者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处于健康和患病之间的过渡状态，即“亚健康”状态。假如将一个政权的运作比作肌体，在健康的表像背后，是否同样会暗流涌动，实际上身处“亚健康”？比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美国，看似肌肉强劲、语音洪亮，却早已埋下次贷的病根。到2007年8月贝尔斯登对冲基金破产尤其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则是病情的显化，始作俑者，至少应溯及克林顿高唱“美国梦”的时代乃至更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还应加一句，罗马也不是一天垮塌的。治国理政者恰似医家，同样应“医未病之病”。在高歌猛进之时，更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尤其是对日益突出的矛盾，更需直面应对、因症施药，而不可任由隐患变显患、小恙成大恙，以致不可收拾。“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臂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黄帝内经》中，我们不难读出这样的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