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

刘锡诚

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的翻版，而是通过作家的想象而达到艺术的再现。每一部具体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和为这种内容所特有的内部结构--形式。因此，作家创作一篇小说时，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二是怎样写?前一个问题，指的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即作家根据一定的世界观、一定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反映出来的现实。后一个问题，指的是表现形式方面的问题，即作品的内部组织。内容和形式在每一部艺术作品中是互为依存的，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曾经辩证地指出，把形式同内容分开，就等于消灭内容，把内容同形式分开，就等于消灭形式。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二者联系起来，构成水乳交融的一件艺术品呢?这就要靠作家的精巧的艺术构思了。

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艺术构思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认真而精巧的艺术构思，就无法进入实际的创作过程，或者即使作家模拟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出了被称为小说的东西，也很难成为一篇好的小说。有的人会说，他是凭灵感写作的，根本不需要特别的构思，笔之所至，即成文章。这种说法是不大可信的。因为它不大符合思维的规律。创作需要灵感，但是灵感不能代替构思。没有灵感，固然不大可能会有艺术创作，但只有灵感而无构思，肯定是无法写出好作品来的。短篇小说大师安东·契诃夫说过：假如有个作家对我夸耀说，他写小说事先并没有认真构思，而只是凭灵感，那我就说他是疯子。

小说创作不是从生活中搜奇觅异，摄取一些怪诞的事件或人物，而是从平凡寻常的生活中提炼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的东西。生活是扑朔迷离的，要在生活中理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认识和发现生活中的真理，找出典型情节和典型人物，从而写成二篇小说，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写过一些作品的人，有时也不免感到困惑、茫然。拿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来说，由于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生活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新事物、新人物层出不穷，作家对某些事物和人物一时还把握不定，而要在文学作品中加以描写和表现，则更加困难。对于一些常见的、普遍的生活现象，怎么从其中摄取有典型意义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捕捉新事物和新人物来得容易。比如，全国各条战线、各个角落里兴起的改革浪潮，几乎是人人看得见、触得着的社会存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同改革有着切身关系。但是，要他把这种人人看得见、触得着的事物，变成小说创作的题材，就必须从现实生活中摄取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通过想象和虚构，编织出有逻辑说服力的故事。而这就需要作家进行艰苦的艺术构思。

艺术构思的任务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共同参与，深入地发掘和认识实际生活的每一个平凡的现象所蕴藏着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用典型化的方法通过对各种人物及其现实关系的描绘，揭示出一定的生活真理。诸如从复杂而有序的、奇伟而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提炼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思想，选择典型的事件和矛盾、典型的环境和场景，结构人物的关系，想象人物的性格等等，这些都是艺术构思所要解决的课题。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能使作家所选定的内容与所采用的表现方式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但是，构思又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构思开始于动笔写作之前，在写作过程之中，构思还会随着思维的发展、情节的递进，特别是人物性格的逻辑，而不断深化、完善。构思在某些方面，比如某项工程的设计，设计要符合客观情况，要受到施工的检验，不当之处可以随时进行修改。修改就是深化。创作也是如此。一旦根据构思动笔，人物就往往独立于作家的思维，而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这就冲破了原来的构思，使构思得到了深化。因此，构思的终结不在动笔写作之前，而是在作品的脱稿之后。王愿坚同志的《粮食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小说定稿发表之后，由于听了评论家侯金镜同志的意见，作者在出书时将这篇一万字的小说删去了前面的三干字。作者意识到"不只是语言上的拖沓冗杂，原来在构思上有毛病"。作者在脱稿后所进行的这一次删压，实际上是构思上的一个变化，改变了原来构思不够精巧的缺陷。

艺术构思的中心问题是主题思想的提炼。缺乏明确的主题思想或主题思想不够明确的小说，多半是因为缺乏艺术构思而造成的。主题思想不是作家忽生奇想产生的一个哲理，更不是梦幻的暗示或预言家们的至理名言，而是作家在生活中得到启示，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作家把已经在头脑中酝酿既久、趋为此大伤脑筋，不妨先沿用茅盾同志的说法。他在《试谈短篇小说》一文中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就在于这些方面(幅的长或短、故事的复杂或简单、人物的多或少)，但是，这还是表面的区别。除此之外，还有实质上的区别。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的。长篇小说则不同，它的反映生活的手段不是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断，而是有头有尾地描绘了生活的长河。短篇小说的人物不一定有性格的发展，长篇小说的人物却大都有性格的发展。茅盾对短篇小说的特点的论说，尽管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僵死的框子，但毕竟是符合短篇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的。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尤其应同短篇小说的固有特点相适应，受到这些特点的制约。作家在进行短篇小说的构思时，应当从这些特点出发，紧密地结合这些特点，而不是抛开这些特点。认为短篇小说的特点是截取生活的片断以小见大，也并不是不能写人物的一生。契诃夫的《宝贝儿》就描写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即使这种描写一个人的一生的短篇，作者在构思时，也不是不加选择地描写，而是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挑选，只选取那些能够充分展现人物性格及作品主题思想的素材。从人物的经历来看，是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但从构思来看，这被选取的素材，却仍然是一鳞一爪，仍然是生活的片断，通过局部展示整体。这种构思，与中篇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是很不相同的。

在新时期的短篇小说之林中，陆文夫的《围墙》和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有独特性构思的作品。陆文夫同志几十年来一直都住在苏州，对那个古老城市里的世态人情、风情习俗有精到的观察和深湛的研究，从《小巷深处》到《美食家》，描绘了一幅幅当代社会生活和人生的图画。但他在这篇小说里却紧紧地把握住短篇小说的截取生活的片断和以小见大的特点，围绕着他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的主题思想，对他所拥有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只选择那些与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有血肉关系的人物和情节，而舍去那些虽然也富有表现力，但与主题无关的人物与情节，因而使小说写得集中、压缩，人物呼之欲出，恰到好处地揭示了题材本身的意义，同时也必然地表现出题材本身的蕴含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意义。作者围绕着建筑设计所修复倒塌的围墙一事，描写了清谈家和务实家们的艺术形象及其在当前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命运。"古典派"黄达泉也好，"现代派"朱舟也好，"取消主义派"何如锦也好，吴所长也好，作者以讽刺的笔墨解剖了这些自己不做事，以挑剔别人为职业，而"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的清谈家的病态心理和性格弱点。这类人物在社会上到处都能遇得到，他们靠夸夸其谈过口子，对任何正当的事业都保留着批评权，对别人的成就可以厚颜无耻地贪天之功为己有。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相当顽固的性格弱点，是我们民族自强、奋飞的心腹大患。作者面对生活激流，没有选取你争我夺的正面突击的方法去写改革现状，而是从清谈家们的心理素质描写去展示改革现状、鼓舞精神、振兴中华之极端必要性。中国如不改革，建筑设计所如不变革，马而立如不去张罗修建，只凭那些清谈家们唾沫飞溅地大唱高调，围墙是竖立不起来的。作者把希望寄托在锐气十足的务实家马而立身上。马而立式的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他们正在时代风潮的峰顶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成为中华崛起的中坚。他们的功过，任凭清谈家们去挑剔、去嘲讽、去诋毁、去混说，最终会经得起历史老人评说的!一堵"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又和原有的建筑物的风格统一"的围墙，不是一夜之间就拔地而起，耸立在地平线上了吗?作者所选择的切入角度，精巧的构思，紧凑的结构，生动的人物，使《围墙》成为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这篇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和结构，是典型的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和结构，符合短篇小说所固有的特点。

冯骥才的《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其艺术的构思也颇值得称道和学习。据王蒙同志在一篇文章里说，冯骥才乘坐火车时，遇见一对体形很不相称、一高一矮的恩爱夫妻，就顿生一念，想写一篇小说。作者调动了自己的生活库存，驰骋联想，终于构思出了这篇描写女人高、丈夫矮，在文革中屡遭危难，而始终坚贞不渝的夫妻的故事。丈夫在妻子死去之后，一直鳏居。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仍然像妻子生前那样，把雨伞举得高高的，让人"觉得那伞下面好像有长长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这篇小说的构思是非常灵巧的，令人想起莫泊桑或契诃夫；而且这构思使小说的意义超出了题材本身，成为一篇意义深远而又耐人回味的短篇小说。

现在，中篇小说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盛况，而且作家们有如赛场上等待比赛的健儿那样英姿勃勃，浑身洋溢着巨大的潜力。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则显得贫弱，不能使读者满足。我想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都应该加强对短篇小说这种体裁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促进短篇小说的丰收。

                                          1985年3月20日

(原载《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