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感想

                         ——读《西南联大国文课》

赵学成

在这个时代，历史上的西南联大已然成为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包含了众多大师的形象、奇闻逸事，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阐释、解读和附会，它在时光河流的浣洗下，在诸多引人遐想的回忆中，在与当下这个浅薄的文化语境的比对下，成为一个不断增殖的话语模块。任何话语模块都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话语模块总是偏执于自我价值观的阐释性叙述、猎奇心理和诗意化的抒情冲动，兜圈子似的做自说自话的话语表演，哗众取宠找市场，故弄玄虚好卖钱，对真正的历史事实可能反而并不关心。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消费历史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面对现实时的犬儒和无力感，即使他们明知道自己笔下的历史是虚妄的，也不妨碍他们在评头论足之余，把一个个瓜都吃下去，精神上竟也能获得某种餍足甚或快感。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否定西南联大某种程度上的“传奇性”，而只是想提醒一下读者，要注意历史演义、历史想象和历史事实之间的诡秘关联，不要抱着看戏的心态去研究历史，或者直接将那些演义和想象的东西当成了历史本身，毕竟那样太轻佻了。

以上算是我看到《西南联大国文课》这个书名时的一点联想，此其一。我觉得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西南联大的文化和教育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与那个年代整体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第二点感想，就是此书所显示的包容态度，也即刘东先生为此书再版所写导言的题目，“自由与传统的会通”。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文言古文，中篇白话文学，下篇古诗。有意思的是，中篇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来的美学成果，而这种“运动”和“革命”的对象，或多或少指向了此书上篇和下篇的内容。说起来这仿佛有点尴尬和不协调，五四一代某些激烈、过分的言论可能又要被翻出，但其实如果我们抛却了种种出于强烈功利性而做出的失当判断，摒弃那些云山雾罩的、夹杂了太多非文学目的的文学观念，以单纯美学的方式去看待它们，这说到底不过就是语言方式的不同而已，至少就所选的篇目来看，这里还并没有怎么涉及现代性的诸多话题。在“前现代”的语境中，三部分都是一体的，自洽的。如果说有一点遗憾，我觉得就是中篇所选的新文学篇什，居然没有一首新诗（谢冰心《往事》前面那一段不算，周作人的那篇《希腊的小诗》更不算），须知这已经至少是一九三八年了，同年艾青写出并发表了他的杰作《北方》，如果说这是新出的作品，还来不及，经典性也还没有确立，但这个时候郭沫若的《女神》已出版17年了，冰心的《繁星·春水》已出版15年，其他诸如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都不乏重要诗人经典作品，既然文论、小说、散文随笔乃至戏剧都有入选，为何偏偏就遗漏了开一代文学风气之先的新诗呢？我觉得这有些不应该。何况编者中还有一位写新诗的朱自清，这就更不应该了。

其实选怎样的文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什么人来教，是在怎样的教育理念下去学习。《西南联大国文课》是大一教材，老师们都是学有专精的大师，这一点不需再多说，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理念和教学环境的问题。想想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现状，不禁有些沮丧。语文应当是一个体恤个体生命中的种种感性的学科，应当是柔软的，朝向心灵洞开的，而当下的中学语文教育沉沦在了高考应试的理性陷阱中不能自拔，重脑轻心，本末倒置。当下的语文教育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智识教育，它的突出特征是过分推重智力而忽视个体的情感，过分推重记忆力而忽视个人的理解力，过分推重知识的堆砌而忽视学生个体人格的养成，理科化的倾向是非常严重。最严重的问题是，在这种理性主导的语文教育模式下，中学生普遍丧失了对于“美”的感受力。一首诗，一篇古文，一篇现代文，作文写作，它们中间对于语言本身美感的呈现，那种艺术之美，已经很难进驻到学生的内心，他们头脑中始终环绕的无非就是那些主旨、修辞手法、表达方式、作用、结构特点等等固态的东西，僵硬的东西，表面的东西，精神之类的似乎还在（比如对所谓“主旨”“情感”的把握），但与他们的心灵没有关系，彼此之间没有共振。语文变成了一个只为一场考试而苦心孤诣设置的、无比漫长的作业。但我们看此书导言部分和书后附录的诸多回忆，那是怎样有趣、有识、有益的国文课呀！所以说，不是《西南联大国文课》这本书本身很好，而是教授此书的老师们很好，当时使用此书时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很好。即使我们现在用这本同样的书作教材，恐怕也难以有当年的教育效果。可叹！以上是我读此书的第三个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