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当我们提到这个词的时候，重点往往在“不漏”上，意在表明坏人终于被绳之以法。正是因为这种思维特点，我们的立法部门，总想着不能让一个坏人跑掉，所以法规立得越来越多，汗牛充栋。这种法治社会未必是最好的。

    这样的“法治”社会，我们曾经经历过，那就是秦朝。秦朝是法家的实验田，全面实行了严格的法治，管鞋的不管被子，越权要被杀头。别以为我是危言耸听，秦始皇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蹬到床下去了。睡觉这么不老实，八成是该补钙了。管被子的不知死哪去了，就让皇帝那样晾着，管鞋的实在看不下去，替皇帝盖好了被子。本来这是应当得到表扬的事情，我们认为，但按秦朝的制度，两个人都犯了罪。现在西方国家的制度和秦朝有点类似，妈妈对婴儿不好要被关起来，使婴儿没人喂奶，送到孤儿院去。除非孤儿院比亲妈还好，否则等于孩子也受了惩罚，还是被虐待了。

    其实我们错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的重点应当在”疏”而不在“不漏”上,这是总结秦代法网过于严密引来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法网一定要疏朗，要给人的活动留有充分的空间。

    发这番议论是因为彼尔盖茨的成才之路。

    彼尔从小上的学校以计算机为特色，每个人都有免费的上机时间，但对于他来说，时间远远不够，碰巧离他家不远的大学有这样的免费上机的机会，他利用这些时间继续学习。他的一位熟人承担了一项工程，需要程序员，而这家公司也允许学生打工，这才成就了这位未来的电脑天才。想想如果这是在中国，我们的制度是严密的，学生没有多少业余时间可以进行自己喜欢的研究，作业很多，除了完成规定的功课以外，还要学奥数、钢琴等等的加分项目，玩电脑编程与保送重点大学无关。公司不允许雇用童工，所以中国的比尔们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如果比尔长在中国，应当会被制度“不漏”了。现在有很多电影导演，当年都是逃票高手，都曾经是制度的反叛者，如果他们用仅有的钱买票，一年只能看几场电影，没有大量的观摩机会，可能成不了后来的大导演。

    看一项制度，不仅应当看到阻止了什么，还应当看它不限制什么。人们需要更大的不限制性空间来获得有特色的个人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