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潜墓志》河南伪造 

                       李路平 

                               《鲁潜墓志》
　　释文：趙建武十一年大歲在乙已十一月丁卯朔故大僕卿附馬都尉勃海趙安縣魯潛年七十五字世甫  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迫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肺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此为考古队释文）
  

    1998年4月，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北方城河岸一个窑坑起土时，发现了《鲁潜墓志》。《鲁潜墓志》中的行文信息直接标明了鲁潜墓距魏武帝陵（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墓在高決桥阳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 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宣布：鲁潜墓志锁定曹操墓位置，河南考古专家根据“鲁潜墓志”指引的路线核定方位，“按图索骥”锁定了曹操墓的位置，从而终结了曹操墓的千古疑案。（上图《鲁潜墓志》）

   众所皆知汉未、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战乱、疆土的分裂为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时期，自魏武帝曹操禁止立碑，晋武帝司马炎上承曹魏旧制，诏日：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于是以墓志埋葬死圹穴中，墓志代碑才会出现。而目前能见到墓志最早实物，是东汉《贾武仲妻马姜墓记》，葬期为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九月十日（附图一）。其他如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口通本封记》、建宁十七年（公元212年）《王晖石宦铭》、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孙中隐墓志》（附图三）、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附图二）等。可以看出墓志兴起并非如社科院刘庆柱及曹操墓考古队所言之凿凿表述的那样“东汉并没有墓志。”

                      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

                             《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图一）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
                   《孙仲隐墓志》（高88厘米宽34厘米）（图三）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刻石墓志（图二）

            
     早期的墓志目的是“故凿志埏阴，刊载氏族”意思让子孙后代永记先人塚墓，不忘祖上阴德。其实东汉人有好名之心与榜名立节之风，据《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载，曹操虽生活节俭，但也发愿“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曹侯之墓’。”自古以来的大奸大雄之语不可全听，曹操的临终遗言也只有他自己和曹丕意会，外人那得知晓。

   鲁潜墓志所葬的年庚为后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其时的中原河南一带为北方500万胡人所占领，胡人的铁骑是横扫了整个黄河流域而建立后赵的。而中原的王公贵族、地主士人避乱江南孙吴地域，如庾氏、宗氏等士族移徙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江陵，而琅琊郡王氏（王羲之一族）、谢氏（宰相谢安一族）等移居到建康（南京）划江而治，这些贵族士人们移居到南京后形成了上等人构成的贵族社会。跟西方一样，贵族们与江东士族是不通婚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就说明了王谢为当时的贵胄。而贵族们丧葬习俗还是沿袭在旧京洛阳的体制，即以墓志随葬墓穴。贵族们葬墓集中在建康一带，他们时时记住雪耻收复失地“北定中原”，以便将随葬骨骸也迁回先人旧茔，因此墓志只是设临时标识一样，行文格式大抵为一、墓主姓名历仕、郡望（祖籍）。二、生卒入葬日期、地点。三、祖考子女姻亲官职姓名。简单明了，除此别无其他多余文字，如东晋宰相谢安的伯父《谢鲲墓志》中即表明“假葬建康县石子冈”、“旧墓在熒阳”。年长王羲之三岁的堂兄《王兴之夫妇墓志》（图四）则有“原籍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东晋右光碌大夫颜含第二子《颜谦夫妇墓志》（图五）亦注明“琅琊”郡望，《刘克墓志》“中东海郡郯县”等等不一枚举，墓志交待其“假葬”和他们先人墓地，以便迁回“旧茔”。

东晋咸康七年（公元341年）

《王兴之夫妇墓志》（图四）
东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

《颜谦妇刘氏墓志》（与鲁潜墓志同年）（图五）

    东晋墓志京都洛阳在公元313年陷落前很多，随着贵族们南迁就没有了，南京在公元317年建都后随着贵族们下葬才出现。据考古学家蒋赞初先生《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统计，南京等地发掘的东晋墓葬超过孙吴和西晋墓葬的总和，而其中有墓志的只区区十余座，且全为南迁士族（只有一座《张镇夫妇墓志》为东吴士族），这一理论分析苏州大学华人德教授在编辑《三国西晋南北朝墓志》书中，论述得极为详尽。从清末的方若到近代赵万里、王壮弘，笔者又梳理近五十年东晋新出土的墓志校勘排比，得出的结论：在后赵胡人统治下的河南安阳几十年间，历史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墓志的出现。（附东晋出土墓志一览表）

    鲁潜墓志的书体，其风格是有意“拟古”西汉未东汉初期的汉简书法风格，如“驸马都尉、建、帝、泰南”等字明显刻意描仿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书写的《居延汉简》的文字、结构与用笔方式。后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书体的演进几乎为楷化了，有些字只是略带些隶笔，而作伪者想极力地追摹时代风格，生硬地夹着些方笔字形以充当时楷隶，近似于“文革新魏体”，与整通墓志字体的风格不能融为一体。仿古隶书是尖刻造作、界格刻画而欲表出尽善尽美的姿态，硬伤如“年”字第四画在隶书中是横画而不能竖画，直至隋代的碑刻文字都是如此。“大岁”应为“太岁”，“大”、“太”虽可通假，但在东汉时代巳分列使用。“陵”在东汉时偏旁为耳朵，并非“土”旁，如东汉重要碑刻(公元156立)《礼器碑》、直至同时代晋碑均不用“土”旁。“肺”字在东汉初如《武威汉简》即此为月旁而不用耳朵旁。“解”字右边《说文》从“刀”从“牛”，省略“刀”头为近代写法。作伪者不通文字演变而故作高深地“造字”、“拟古”露了作伪马脚，这种伪作的“雨夹雪”书体在其上下几十年间墓志绝无类似的风格。汉代的书法由两大体系构成：一是碑刻文字，二是简牍。因为书写、刀刻工具不同，两体并行而不通用。而同期的墓志书体如《王兴之夫妇墓志》，刀法是双刀平切，《颜谦妇刘氏墓志》更是刀锋直露，表现很粗率简单。

    《居延汉简》在一九三０年和一九七二年两次发掘，而大量公布图片资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蹊跷的是《居延汉简》与《鲁潜墓志》虽前后相隔三百三十年，而年号同为“建武”。是否书写者把前后“建武”混淆为同一时代年号，这样造假书体就有了个时代风格依据，不得而知。而据《居延汉简》公布图片资料年代来推断，《鲁潜墓志》造假应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很显然1998年发现的《鲁潜墓志》是个地道的“新货”。

    从《鲁潜墓志》公布拓片看毫无（青石）石炭岩在地下侵蚀千年的“石花”，细审即知年限不长。而河南方面可能觉得第一次公布的《鲁潜墓志》拓片太为“完美”，其后又另行公布其拓片，但明显人为做旧得“伤痕累累”，不堪入目。（附图六）《鲁潜墓志》的行文年号地支配干支混用，墓志以“建武十一年”年号纪年，而又画蛇添足以“太岁”纪年法再复以干支纪时，此种地支配干支纪时的方法始于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魏晋南北朝墓志无此纪年法。纪年混杂、纯粹臆造。

    志文中多处以“步”为计量单位，古人迈一步为跬，迈两足为步。如周代一步为八尺，《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以六尺为一步，因历代换算方法不一，汉后就以“丈量”了，“丈量”是把黄牛背在身后以方步计算，一步约一百三十厘米。东晋的计量单位是一丈等于十尺，一尺等于十寸，一寸等于十分。墓志中均以多少“丈”或言在某某“左右”来标明所葬方位的。不知当初以《鲁潜墓志》来推算“曹操墓”的始作佣者，用的那个朝代的计算方法来“度着方步”核定距离发现“曹操墓”的？因现代是以军人正步标准计算方法一步为七十五厘米，“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路程，这与东晋以步来计算方法出入实在太大了。再如古代东汉时一尺为二十三厘米上下，曹操身高七尺，就可以得出他大概是一米六五左右，如按潘伟斌用现代一尺等于三十三厘米来换算，那曹操就变成了二米三的姚明。请注意，《鲁潜墓志》非出土于鲁潜墓，鲁潜墓是个不存在的“空穴”，潘伟斌丈量就是个没有立点的“空穴来风”。

    《鲁潜墓志》120个字，其中有66个字是描述“魏武帝陵”的方位，未见一字记述墓主生平事略，墓志铭似乎是一个叫解建的人留给别人的路标牌，以方便别人去寻找魏武帝陵。这《鲁潜墓志》为何不用西门豹陵墓作参照物？因魏武帝陵也是用其来作参照的。何况魏武帝陵据史载“因高为墓，不封不树”，地表上并没有任何人为的标志物。

     古代的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古人有“大小二篆生八分（古隶）”、“非究于篆无由得隶”这说明隶书的生成是篆书来，隶书当时亦称为正书，为公文体，从隶书文字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楷行递变之迹。如“武”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止戈为武”，隶书“武”下面必为“止”，从篆书到隶书我考释了东晋前七十多个“武”字均如此（附图九），字体风格可变但文字构成“止戈为武”不变，但《鲁潜墓志》中“武”字下面竟写成了“山”，这个“武”写法为错字，遍查几十种篆隶无此一例。所以《鲁潜墓志》决非后赵建武十一年所书写，因造假者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但“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被这次河南安阳曹操墓考古队作为铁证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与《鲁潜墓志》第二“武”字“止”部均错写为“山”，字的体势、错误、字法一样，刀法略变为一粗一细而已。“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牌中“武”与《鲁潜墓志》中第一“武”字同样“止”下横出头太长，错写为“之”部，字的起笔同样“钉头”（非正常隶书的“蚕头雁尾”），同样笔画瘦硬。相差一百多年间“武”字法错写、刻画的工匠如出一辙，笔者细审比勘结论：“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与《鲁潜墓志》与为同一人操刀作伪。（图七）

     曹操丧礼等同国葬，墓陵殉葬铭刻文字应是代表了当时最严谨规范的标准隶书公文体、石牌制作当然用最精湛的隽刻工艺、表现出皇家级别的工艺效果，有谁敢用这草草不工的错字、石料很差的“魏武王格虎大刀”石牌系列作随葬品，难道不怕杀头吗？曹丕也断然不会同意的。而书体不一、石料质地极差、石牌大小不同明显非一人所书，河南考古队将这些荒谬的石牌强加于“曹操高陵”，真是让“曹操高陵”蒙羞了。可以论断，1998年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穴村发现的伪刻《鲁潜墓志》，是为今天的挖掘曹操墓埋下了造假的伏笔。“曹操墓”核心证据的石碑作伪 ，彻底否定了“曹操墓”的真实性。

     其实，河南人伪造墓志由来以久，清末民初的郭玉堂便是近代作伪第一高手，其时洛阳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如南北朝的《元倪》、《石夫人》、《元显魏》等，但大凡出土的他是大量翻刻、伪刻，他功力很好、刀法熟练。伪刻墓志多为需要而杜撰，再谎称某日某地出土，蒙了不少行家。但古代文字的时代特征，自然斑驳石花的程度，决非作伪者所能仿佛，破绽依然可寻。笔者仅从魏晋南北朝墓志列表检出，河南造假的墓志达四十多方，超过了东晋出土墓志总和的双倍。

    如上所述，我从诸多方面推断鲁潜墓志与作为“曹操墓”核心证据的石碑为伪托、伪刻。欢迎河南考古队专家们供可靠、可信的同时期的墓志来力证、驳议。

    
                    

           第二次公布的《鲁潜墓志》拓本人为地做旧（图六）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图七） 
                  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

                     《鲁潜墓志》红圈内“武”字

             两汉魏晋隶书“武”范例（图九）

http://sspress.cass.cn/news/14703.htm《鲁潜墓志》为新造确有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电子版 ）

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10-09/1072082.html 

江苏书画鉴定专家以书法艺术证谬否定曹操墓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caocaomuzang/detail_2010_08/23/2098084_0.shtml

金石专家李路平：鲁潜墓志与曹操墓都造假无疑

http://news.qq.com/a/20100101/000987.htm

李路平：墓主印章缺失不能认定曹操墓

http://news.jschina.com.cn/focus/201001/t297354.shtml

评论：由“刘委员”强定曹操墓想到“兰亭论辩”

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0-01/12/content_2716895.htm

江苏专家李路平再质疑"曹操墓" 称印章应为铜质

 http://news.qq.com/a/20100101/000987.htm

江苏专家李路平：难以服众多方质疑曹操墓:"印章缺失"是硬伤?http://expo.people.com.cn/GB/112721/112809/10690919html

江苏专家李路平：曹操墓认定的硬伤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9-12/02/content_18990474.htm

河南“赝品专业村”仿古出神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