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儒朱熹:“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宋明理学的精髓“存天理，灭人欲” 由此而生。

我们先来看看一贯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 “伟大的道学家”朱熹是如何“存天理，灭人欲的”。据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二十载所述：宋代大词人陈亮喜欢上一名妓女，请唐仲友帮她赎身，不想唐仲友向妓女道明陈亮家中贫困，使得妓女不愿跟随陈亮，陈亮由此生恨，后在朱子面前言唐仲友说其坏话，使得朱熹大怒，趁机指斥他的政敌、太守唐仲友与妓女严蕊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搞臭唐仲友，便逮捕严蕊，施以酷刑，迫她承认。然而严蕊虽为风尘女子，却不肯妄扳他人，宁死不认，最后岳霖（岳飞子）即日判令从良。后为宋宗室近属纳为小妾，安度晚年。这件公案在历史上闹得沸沸扬扬，使得人们认为朱子虚伪量窄。当然此事也有很多争论，很多人依据《宋史》认为朱子此为惩治腐败、秉公执法，认为《齐东野语》所载为“政敌”污蔑；不过很多人反驳认为《宋史》乃为朱子徒子徒孙所著，故意对其美化、黯淡朱子人生污点，此事至今仍为历史一大疑案。后来朱熹的这套桃色攻击法，又被他人借去“以彼之道，还施其身”了。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上疏，指责朱熹言行不一，引诱两个尼姑为小妾。皇帝要降旨贬他的官，吓得朱子上表谢罪，认罪，还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朱熹不仅有上述“恶行”，据有关史料记载其还曾霸占身亡故友家财，以朝廷钱谷做人情赠学生，收取高学费以致富。更为世人诟病的是，其长子病死不久，其长子儿媳竟然怀孕了，这位大儒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打了自己的理论一个狠狠的耳光。看来，朱熹的那套道学理论是专灭别人的“人欲”。道学家们整天高冠大袖，奇装异服，天天讲“存天理、灭人欲”，故作高深，沽名钓誉，言行不一。道学家中“道行”最深的朱子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人了。由此可见道德是一种高要求，而非人的本性，至于把社会制度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之上更是过于理想化的产物了。

《礼记》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之欲望可谓无限，毕竟人是物质的、得生存，而且人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也使得人的欲望更难遏制。孟子曾提出“性本善”，荀子提出“性本恶”，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就像是问“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一样，一时难以说清。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人是有恶的一面的，而且这恶的一面是不好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包含社会性、趋善性、理性，以及欲望与兽性。其中，理性与趋善性是最根本的特性，但欲望与兽性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必须用法律来订立有效的教育，人欲没有止境，除了教育，别无节制的方法。”

曾经有人讲中西方制度的差别，其称由于考西方基督教“原罪”论的文化背景，可使得西方人信奉“性恶论”，故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和避免恶行的发生。如果从功能上讲，法律通常是起制裁作用的，也就是其功能是损害人的。西方用这个“必要之恶”与“人性之恶”进来博弈，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博弈效果。哈耶克在《个人主义：真与伪》一文中写道：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相信民主，而且坚持认为民主的思想根源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这表现了西方人对权力的不信任态度，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便是对权力的不信任，对“人性恶”的承认。而中国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国度，存在一种高道德"洁癖",提倡“性本善”，所以，在制定制度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对恶作了妥协，寄希望于统治者的道德高尚，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约束统治者，而我国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制度最终却导致了专政与擅权，对于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由此看来也太过于理想化了。

人类社会的目标是相同的，就是想达到善的境界。对于“善”得提倡，反之对于“恶”一定得想办法遏制之，否则还是无法达到“善”的境界，即和谐状态。过高的道德若背离了人性，根本无任何实际意义；而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空谈道德，期望人性之“善”，这种理想化的和谐状态显然是不可能存在的。古之圣贤，尚且不能免于人欲，漠视道德，时至今日，国人真得放下“洁癖”，从“人性”出发重新审视道德与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