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无论是在叙事、评论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拜读之后不禁令人拍案叫好，而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史精神更是令人敬佩。

《张居正大传》引经据典，把每一个问题都说得非常清楚，让读者都有据可查。作者对于研究材料的缺乏在序言中如此写道：“《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众所周知，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手资料，朱东润先生“以本人底著作，为本人底史料” ，在资料匮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的为我们奉献出这样一部精品可谓难得。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张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确是很少。但是张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真正得到世人的了解。正如书中所述“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善之者将其推为圣人，恶之者将其斥为禽兽。其实，正如朱东润所说张居正“他只是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

张居正两岁识字；五岁读书；十岁通六经大义名满荆州；十二岁荆州投考补为府学生；十六岁再应乡试中为举人；二十二岁入京会试中二甲进士，入翰林院，按约定俗成此时张居正已是宰相储备人选，可谓大器早成。在张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的进士们正在讨论怎样作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而张居正的注意力却已经集中到实用上面，开始关注的是如何治理这个百孔千疮的社会，开始观察和适应官场复杂而凶险的斗争了。进入翰林院不久，他就经历了夏言和严嵩底斗争，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张居正在那揣摹着：他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地从容缓进。他和蜗牛一样，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触角，寻觅政治上的支援。

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25岁，是翰林院编修，还是一个清衔，没有实际的政务。这一年，他却上书《论时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继陈血气壅閼之病一。《论时政疏》充分地表现居正的政治才能，他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的症结，然而却没有得罪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这便和杨继盛、海瑞不同。然而此次上书却没有得到回应，自此张居正只是再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更置一辞。蜗牛底触角伸出了，但是觉得空气不利，于是迅速收回，这也显示出几年翰林院的摸索，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与敏感性都有了很大提升。他在翰林院默默地磨练着自己，积累着政治斗争经验，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

终于机会来了，在亦师亦友的首辅徐阶的提拔下，张居正步入内阁高层。后来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合作，终于一举夺得首辅，但这种行为也为当时士大夫所不齿。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性沉深机警，多智术”，当政有毅然决断专行的魄力。当政十年，实行"考成法"，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消减朝廷军费开支。并且在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张居正十年首辅，北方“虏患”已不再发生，启用戚继光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刚直处置国舅“李伟”，使得国家承平日久，国库充实，这些不得不归功于张居正。

人有时不免要受环境支配，作为一个独裁的首辅，作为声名显赫、无与伦比的独裁宰相在那样的时代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清廉”，从大历史角度来看，其处在如此的官僚体制之下，一些行为在所难免，也无法避免个人局限性。这也许是当时风气所致，但我感觉这其中也有很多无奈，有很多个人因素，也有很多客观原因。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甚有道理。张居正回籍葬父时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炬赫，32人大轿，还有戚继光委派的鸟铳枪手，不仅地方官就连藩王也得出府迎接，以及张府建设之华丽，无不令人瞠目。他生活腐化，专横独裁，顺昌逆亡，排斥异己，陷害政敌，以非常的手段推行改革，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在那样的社会，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而这样的一位政治家也必须“服从”于那个时代。

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多改革措施真正实施起来并没有达到先前理想的效果，如“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张居正虽然深知百姓疾苦，然而太过“书生化”、“理想化”很多举措实际操作起来，却适得其反。黄仁宇认为张居正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方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地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死后的清算。他的改革并没有彻底解决明末严重的土地兼并，官僚的腐败，也就是在那种大历史环境下，无论什么改革体制不改都无法成功，更何况他的操之过急并不完善的改革方案，其实际操作效果可想而知，其最终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张居正以“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的勇气义无反顾投身改革，着实令人敬佩不已。可悲的是，正如当年明月讲张居正“改而不革”，在固有体制下进行改革，固然权倾朝野，他也是一名“臣工”而已，最终改革的成果人亡政息，并且祸及子孙。张居正改革十年所积累的财富和相对安定的局面被打破了，又回到原来那混乱不堪的状态中。而张居正身后留下的，是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是非非。

朱老先生在本书结尾写道“国家不是一家一姓的事，我们追溯祖先可歌可泣的史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我想，朱先生写此书时正值国难当头，在那时的战争环境下呕心沥血写下此书，也是在告诫所有的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自由不懈奋斗，要选择一切途径报效国家。因为“国家不是一家一姓的事”，需要所有中国人一起努力共同去创造！